阿富汗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是创立于1966年的“进步青年组织”（PYO）。稍早于此，部分与统治精英关系可疑的知识分子已经建立了修正主义的、听从莫斯科指令的人民民主党。（达乌德亲王，是查希尔•沙赫国王的堂兄和阿富汗首相[1953-1963] 。因为他对后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持软弱立场，而被称为“红色亲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人民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和“旗帜派”领袖，因替达乌德充当线人并迎合达乌德的政治野心而臭名昭著）

阿富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特征。它正是在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背景下起步并成长的。当时正值苏联与中国的共产党之间发生了意识形态论战，随后是中国的文化大歌名。这两个政治事件对“进步青年组织”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可以说，“进步青年组织”的建立就是为了保卫和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塔拉基和卡尔迈勒领导的人民民主党。

时代的风吹拂着阿富汗斯坦的土地。1963年，达乌德从首相职位上辞职，查希尔•沙赫国王宣布实行立宪君主制。通过了 一部新宪法，并为人民留下了一部分言论和出版自由。利用松动的政治空气，“进步青年组织”建立了自己的喉舌——周刊《永恒火焰》（Sholai Jawaid ），主要介绍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并揭露人民民主党和苏联修正主义的阴谋。《永恒火焰》只出版了十一期就就被查禁了，但是它播下了革命思想的火种，俘获了成千上万进步知识分子和觉醒工人的心。

宽松的政治氛围同样被其他政治团体所利用。很快，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在喀布尔和其他大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在绝大多数政治活动中，存在着三股显著的政治潮流：火焰派（“进步青年组织”的成员、追随者和同情者，因机关报《永恒火焰》而得名），人民派和旗帜派（人民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因各自的刊物《人民》和《旗帜》而得名），还有兄弟会派（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后来更名为“穆斯林青年”，得名于他们的组织原型——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以数量论，在喀布尔参加火焰派集会的人远远超过了人民派和旗帜派，也几乎使兄弟会派相形见绌——他们只能利用一般民众对宗教的虔诚。

一开始，兄弟会派并未引起政治人士的注意，因为他们成员稀少，对知识分子也没有吸引力。但是兄弟会派用恶毒行为弥补他们的数量劣势，这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往大学女生和中学女生脸上泼酸（他们基于原教旨主义偏见，憎恶妇女在社会上出现，认为把妇女囚禁在房屋和后宫里才是对伊斯兰的完全虔敬）。他们的歹毒很快攀升到了残忍杀害世俗派知识分子的地步。兄弟会派在赫拉特和拉格曼都公然杀害了许多人。在喀布尔和其他城市，还揭露出许多他们暗中杀人的恶行。1972年六月，随着火焰派与兄弟会派在喀布尔大学的校园里爆发冲突，迎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潮。喀布尔大学是意识形态与政治争辩的舞台。兄弟会派根据他们的一贯秉性，带上了匕首和手枪。在这个非同一般的日子里，形势很快失去控制，赛达尔•索罕丹（Saydal Sokhandan），“青年进步组织”的杰出活动家和火焰派热情的宣讲者，被后来成为最邪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伊斯兰党”的领导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亲手杀害。（在抗苏战争时期，这种人在中情局的慷慨捐赠中占据了绝对的份额。像所有阿富汗原教旨主义政党一样，伊斯兰党在中情局武器和美元的滋养下，从一个虚弱的豺狼成长为嗜血的鬣狗，吞噬着阿富汗人民的血肉）（译注：《人民日报》在八十年代曾经以“阿富汗抵抗力量领导人”的称呼报道希克马蒂亚尔，称他和他的组织“得到广大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持。”2004年6月，11名在阿富汗的中国工人遭希克马蒂亚尔下属的武装袭击身亡。）许多其他火焰派成员受伤，其中有些人伤势严重。这种冲突让一般政治气氛变得更加极端，在“青年进步组织”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迫使他们反思其政策和方法。

在“火焰派”中普遍的批评在于，尽管《永恒火焰》所代表的政治潮流已经吸引了成千上万名热忱的阿富汗青年，但是“进步青年组织”的领导人还是无法利用这些信徒的的潜力动员占阿富汗人民总数90%的农民群众。“进步青年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活动范围很少扩展到城市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和有限数量的工人之外。正是基于这种反省，在70年代初，《永恒火焰》一系中的不同团体开始改正“进步青年组织”的错误，并在各个层面开辟了广泛的意识形态斗争。最深刻的批判来自阿富汗人民革命小组（后来扩大改名为阿富汗解放组织）。这些批判导致了“进步青年组织”解散为许多较小的革命团体。虽然在这些团体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但通常他们都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1973年7月，“红色亲王”达乌德在人民民主党旗帜派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他身处国外的堂弟。达乌德宣布阿富汗为共和国，并自任总统。他的那些旗帜派盟友们都占据了政府中的高位。但是旗帜派和他们的俄国主子都低估了达乌德的自主性与顽固性。由于旗帜派一年多的举措失当，也由于他们总是秘密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做事，达乌德开除了一切占据关键职位的旗帜派成员。这迫使莫斯科开始用心暗中插手阿富汗的武装力量。在达乌德任总统的五年间，由于“进步青年组织”的成员和追随者没能团结在一起，革命运动陷入停滞状态。“阿富汗人民革命组织”是其中少有的组织良好、目标明确的革命组织。它十分重视（事后来看，或许过于重视了）扎根于农村的必要性，大多数干部和活动家都把工作转移到农村地区。

1977年，人民民主党两个派别，人民派和旗帜派，在莫斯科的严厉命令下终于合并了。这是为了执行克里姆林宫制定的、仿照英国殖民主义“前进政策”的战略计划。达乌德与他的克里姆林宫支持者的关系变得冷却了，他转向西方，寻求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的帮助。他修复了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达乌德曾长期热衷于“普什图斯坦”的外交争端），并访问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征求财政援助。达乌德的转向太突然了，令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们惊慌失措，他们认为应该毫不犹豫地发起一次决定性地反击。（不久前，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和索马里的西亚德•巴雷突然驱逐俄国人的行为让克林姆林宫刻骨铭心）。1978年4月，克格勃设计暗杀了旗帜派领袖米尔•阿克巴尔•海勃尔（译者注：苏联方面和卡尔迈勒后来认为暗杀主导者是阿明），并且让他的葬礼成了展现人民民主党统一力量的舞台。这是为了激起达乌德对人民民主党的镇压。傲慢自大的达乌德上了圈套，结果触发了克格勃间谍在关键部队和空军所引领的武装反抗。“光荣的四月革命”开始了。1978年4月28日，血腥的政变导致达乌德及其全家被杀，另有估计7000名军人和平民死伤。塔拉基当上了总统和总理， 卡尔迈勒当上了副总理。在这时，阿富汗的革命组织并不是一个被合法承认的政治力量，但是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势力，人民民主党是卖国者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火焰派不断反复强调，真正需要的是在与外国主子及其走狗不屈不挠地的斗争中，得到有良知、有头脑的爱国者的承认。

无论是阿富汗人民，还是阿富汗的革命团体，都不会为达乌德的倒台而惋惜。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一切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进步青年组织”的政治后继者——迅速地、坚决地、一致地谴责这一血腥的政变，呼吁人民团结起来，防止祖国落入卖国的人民民主党和他们俄国主子们的手中。这一及时而清晰的回应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做出的：所有站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立场上的个人或团体都完全相信，人民派和旗帜派都是苏联修正主义的走狗。他们唯一的角色和使命，就是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幌子下把祖国卖给苏联，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苏联在阿富汗的利益。在“四月革命”后不久，噩梦般的恐怖统治就降临在一般群众和尤其是异议知识分子的头上。对个人和群体的任意逮捕，对可疑分子的酷刑，还有对所有“反革命分子”的大规模处决。偏执而疯狂的克格勃特工和歇斯底里的政府官员让毫无理由的逮捕变成了家常便饭，没有人能幸免。对于人民派来说（他们在与旗帜派的斗争中赢得了上风，在苏联大使亚历山大•普扎诺夫的支持下，卡尔迈勒和他的一些重要追随者被放逐国外，另一些人则被送进监狱），任何人只要对苏联和“四月革命”说一句坏话就是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所有反革命分子都是“火焰派”（如果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和世俗的）或“兄弟会派”（如果他们是文盲，是粗人的或是对宗教虔诚的人）。在这两种分类当中，“火焰派”遭到了更严厉和残忍的对待，因为他们是“自觉的敌人”，具有预定的政治动机，对抗和仇恨“四月革命的光辉成就”；而不像“无知的敌人“，他们反对”四月革命“只是出于不假思索的宗教狂热。不单单在言辞上，人民民主党政权更是在在实践中中直接对抗群众的宗教虔诚，误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基础。所有这些都是以“民主革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和“推翻人对人的剥削”的名义进行的。所有为工人，被剥削阶级和劳苦群众所崇敬的概念，都被亵渎和卑鄙地盗用了，成了表示恐怖，背叛和“红色恶棍”的同义词。这些以“革命”之名实施的劣行，对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形象，对真正的革命概念，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

由于普遍的恐怖，沮丧和悲情气氛，由于预见到更加严峻、更加残酷的未来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团体开始重新聚拢在一起，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统一。但总体来说，这种统一没有什么实际结果。然而，每一个革命小组，由于面临同样的残酷处境，变得更加组织化、更加马克思主义化。每个组织都以自己的方式，根据其可用的手段和力量， 参与了越来越深入和广泛发展的爱国斗争。1979年8月5日，阿富汗人民革命组织（阿富汗解放组织的前身）与一些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在统一战线上的基础上合作参加了在喀布尔的Bala Hissar驻军的武装起义（被普遍称为为bala Hissar暴动）。这场暴动被当局野蛮镇压，许多革命组织干部在战斗中丧生，在酷刑下死亡或被关入死牢。阿富汗的马克思主义圈子仍然在争论，革命组织在与伊斯兰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和武装暴动的政策和路线是否正确。但正如一份阿解组织文件所指出的，8月5日的暴动表明，马克思主义爱国者没有在第一线的战斗上退缩，当人民的安全和祖国的独立受到威胁时，火焰派与人民派和旗帜派等修正主义叛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毅然投入了尸山血海的斗争。

对于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来说，一个预先的结论在于，由于人民对现有政权的彻底拒斥，由于该政权在各个方面治理措施的日益失败，苏联一定会出手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正如预想的那样，人民民主党政权很快就堕落成了一群党棍大佬争权夺利的舞台。苏联大使和资深间谍头子普扎诺夫充当了他们的恩主和裁判。 人民派的阿明，塔拉基那狂妄自大和不择手段的副手，很快就带领人民派击败了旗帜派，放逐了那些旗帜派要人。其中有些人被交给可怕的、“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机关AGSA“以供调查”。不久之后，他又戏剧性地与他的导师塔拉基翻脸了，其中场景简直令人联想到纽约黑手党的复仇——在总统府，当着苏联大使的面发生了枪击。苏联教父按照克林姆林宫的指令，默许塔拉基除掉桀骜不驯的阿明。但计划失败了，阿明毫发无损地逃生，不过他值得信赖的助手达鲁德•塔隆却遇害了。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阿明立即逮捕了塔拉基并剥夺了他所有的官方头衔。几天后，“伟大的领袖”、“东方的天才”塔拉基，就死于他“忠实的学生”和“虔诚的门徒”阿明之手。阿明现在坐上了权力宝座，他虽然不吝辞色地赞美苏联，但苏联人并没有被他愚弄。他挫败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瓦解了苏联老手在阿富汗的政治阴谋，使莫斯科相当尴尬。但是莫斯科虽然被将了一军，手里还有其他备胎。从前那些被驱逐到不同国家当大使的旗帜派大佬们很快收到了新的命令。 1979年12月27日，卡尔迈勒在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广播电台宣布：“光荣的四月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天，阿明在喀布尔的宫殿里被俄罗斯卫兵杀害，卡尔迈勒在苏联军队“有限力量”的护送下，坐在坦克的炮管上回到了阿富汗。先前为达乌德亲王充当过线人、为克格勃当过密探的人，现在坐上了阿富汗领导人的宝座。

最艰难的时代来临了。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的家园被一个外国侵略者占领，一个受人鄙夷的卖国集团在枪炮下被强加为他们的统治者。人民迅速武装起来，哪怕常常手中只有厨刀或生锈的19世纪的火枪。对于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而言，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时刻。一个完全新生的、尚不成熟的运动，要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下对抗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大国，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阿富汗是一个仍然处于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当中的、落后的农业经济的国家，文盲率超过90％。人民对宗教有深沉的依恋。然而，这个民族心目中的神圣主权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肆意背叛，这个国家的领土遭到了列宁所建国家的粗暴侵犯。社会帝国主义深深伤害了阿富汗人民的感情。对他们荣誉和全部世界观的侮辱，都被概括为对他们宗教信仰的侮辱。群众高声要求无神论“共产主义”叛徒们血债血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运革命动被期待履行其历史使命。

阿富汗是多个不同民族的家园。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阿富汗尚未完全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阻碍阿富汗人民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迫使他们把伊斯兰信仰作为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民族的统一性的代表，在历史逆境中尤其如此。随着人民民主党的上台，特别是在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之后，圣战的呼声就开始在该国平原和山谷的所有角落回响。就像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反抗英国人一样，这是一个在精神和物质上勉强离开中世纪的民族，所能够表达出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抗战的需要。只有圣战才能提供一个强大的理由，一个简明的可理解的意识形态的解释，说明牺牲生命和肢体的必要性，使人民团结起来对抗卖国贼和他们的外国主子。亲苏政变和苏联入侵后，在杰哈德的喧嚣中，以贩卖信仰为业的原教旨主义者发了一笔横财。

在达乌德的动荡时代里，兄弟会派曾经进行过一次夺权的豪赌。他们的行为是愚蠢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阿富汗社会群体支持他们在拉格曼和潘杰希尔蹩脚的暴动。他们的大多数领导人被逮捕并进入监狱，另一些领导人在邻国巴基斯坦避难，他们向阿里•布托政府的情报机构提供服务。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西方帝国主义醒悟过来，他们发现在在越南的耻辱失败后，这是个反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绝佳机会。他们重新露面，并在一夜之间成为领导人。命运女神向他们微笑，世俗派的布托被齐亚哈克推翻，美国的武器和货币，阿拉伯产油国的赞助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在受欢迎的反苏宗教情绪的高潮里水涨船高。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这位杀害赛达尔•索罕丹的凶手，由于他的政治敏锐，残酷和不择手段，成了战争中的明星。他没有忘记旧的仇恨。他宣布，火焰派作为真正的革命者，是“主要敌人”，危险性远在人民派和旗帜派之上。用一位阿富汗革命作家的话来说：

“阿富汗的革命运动不仅针对苏联侵略者。轮到杀害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时候，伊朗的霍梅尼政权、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与喀布尔傀儡政权和俄国人，都自动站在了一起，铲除革命者在群众中的基础。我们刚刚起步的革命运动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

在塔拉基和阿明时代和后来的卡尔迈勒、纳吉布拉时代里，数百名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在喀布尔的Pol-i-Charkhy被处决。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又有数百人被兄弟会派围捕。哈德（Khad，克格勃的阿富汗分支）有一个特别部门，专门负责消灭所有火焰派组织。火焰派在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一方面，他们有义务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无论是圣战还是抗战，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一边打击克格勃的情况下反击兄弟会派。阿富汗解放组织（前阿富汗人民革命集团）和阿富汗人民解放组织（SAMA）是积极和切实参与抵抗战争的两个革命组织。SAMA甚至有自己的解放区。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火焰派有这样强的存在感，这是许多兄弟会派所不希望的。伊斯兰主义者不会放过任何落在他们手中的火焰派，不遗余力地杀害革命运动的优秀同志。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是猎杀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最凶残的组织。许多勇敢的革命者和许多坚定的爱国者都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政治和后勤基地被枪杀或失踪。法伊兹•艾哈迈德是阿富汗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元老人物，阿富汗人民革命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人，随后又是阿富汗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他被叛徒移交给伊斯兰党，随即遇害。数十名其他ALO干部和同志也被暗杀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SAMA领导人Qayum Rahbar教授在白沙瓦被伊斯兰党的人枪杀，虽然SAMA – 由于自己的原因 – 没有记录这一事实。在俄罗斯多年的占领期间（讽刺的是，与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时代相符），阿富汗原教旨主义政党在齐亚哈克政权支持下享有高度特权地位。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情报机构，警察和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者的资源都能随时供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使用，因此，阿富汗革命派和世俗爱国者处于无处避难的绝境，甚至巴基斯坦方面的一小部分支援都得不到。他们也得不到国际媒体的任何承认和报道。领导人，随后又是阿富汗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他被叛徒移交给伊斯兰党，随即遇害。数十名其他ALO干部和同志也被暗杀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SAMA领导人Qayum Rahbar教授在白沙瓦被伊斯兰党的人枪杀，虽然SAMA – 由于自己的原因 – 没有记录这一事实。在俄罗斯多年的占领期间（讽刺的是，与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时代相符），阿富汗原教旨主义政党在齐亚哈克政权支持下享有高度特权地位。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情报机构，警察和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者的资源都能随时供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使用，因此，阿富汗革命派和世俗爱国者处于无处避难的绝境，甚至巴基斯坦方面的一小部分支援都得不到。他们也得不到国际媒体的任何承认和报道。

阿富汗鲜为人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从来自左右两边的打击中存活下来，表现出了坚毅的韧性。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和绝对多数的干部和老成员都被旗帜派、人民派或兄弟会派摧毁。然而，透过历史的命运，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是有生机的，是不朽的。多年抵抗强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敌人迫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采取适应情况的战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民抵抗苏联侵略战争的贡献的表现在，火焰派和永恒火焰的名字没有在伊斯兰战争中被淹没，即便伊斯兰主义者反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威望得到加强，因为他们积极地参与战斗的前线，如在军事上被公认的勇敢，在政治分析中表现出的洞察力和辨别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集团和组织与傀儡政权的不可调和（尽管出现了一些叛逆和投机的因素）极大地促进了革命者在群众之间的声望的增长，以及诚实的伊斯兰反对派的尊重。一个非常正统的穆斯林同胞曾经说：“我一直抵触火焰派，但是我一刻也不会怀疑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抵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已经结束，阿富汗人民可以正当地宣称胜利。社会帝国主义已经被送到它在历史垃圾箱中的正确位置，西方帝国主义必然迟早会跟随。但是，阿富汗人民历史上的不幸，在于社会帝国主义遭到打击后，它现在必须反对狂热的原教旨主义。与抵抗社会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一样，阿富汗解放组织将继续站在与原教旨主义野兽的战斗的最前沿。

阿富汗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无数的不足之处的困扰，其中最主要的是理论模糊和和组织混乱，在其政治意识传播中也受到严重限制。但它在战斗活动和群众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阿富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与武装敌人战斗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果革命的阿富汗马克思主义者有可能将这种战斗经验与对阿富汗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理解结合起来，同时增加其成员和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洗刷因社会帝国主义傀儡而玷污了的马列主义的声名，历史将会见证阿富汗政坛上所发生的的巨大变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当代阿富汗野蛮统治的残虐之深和破坏之广，在当代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阿富汗人民的道德和物质造成的破坏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当下，世界在阿富汗所目睹的是极端反动的宗教法西斯主义，是大规模的性别隔离、种族隔离和原教旨主义。面对前所未有的中世纪暴政，真正的阿富汗共产主义者应当表现出履行历史使命的恢复精神和英雄主义和信念，以使国家和人民从当前的地狱中解脱出来，使饥饿的群众走向一个没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世界。这一点足以确保清扫当前的政治怪物。阿富汗解放组织在历史的长河中，将永远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