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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By | 2023-06-09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By | 2023-05-19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及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得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支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的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林彪反党集团,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而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腐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地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By | 2023-05-19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早在一九二○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过,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达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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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By | 2023-03-30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16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地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这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

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入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 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 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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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

By | 2023-03-29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党的十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By | 2023-03-17

同志们!

现在,我受党中央的委托,就我们党的章程的修改问题,作一个扼要的说明。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修改党章的指示,今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九大党章的修改问题。会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和中央直属单位的党组织,都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报来了四十一份修改稿。在这同时,各地党内外群众还直接寄来了许多修改意见。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修改草案,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修改党章的具体建议,在认真研究了各地修改稿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

在讨论修改党章的过程中,全党同志一致认为,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深入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国内和国际斗争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这也是各地送来的修改稿的共同特点。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的胜利,积累了战胜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全党是十分宝贵的。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现。

在这个方面,修改草案增写了哪些内容呢?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对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且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国内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对我们进行侵略和颠覆,也必然会到我们党内来找代理人。一九六六年,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斗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揭示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深入进行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还要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第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搞修正主义,专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采用打进来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尽管表现有所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头子,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千真万确的。修改草案根据各地的建议,把“三要三不要”写进了总纲。在党员必须做到的第一条、基层党组织任务的第一条中,还吸收了北京市修改党章座谈会上工农兵同志的意见和有些省、市的建议,增写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

第三,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当然,对错误潮流,不仅有个敢不敢的问题,还有个能不能识别的问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的时候,许多同志往往不予注意,而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又故意制造假象,更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知的。“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只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斗争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就能够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

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大多数,遵守党的纪律。

第四,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里所说的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这样的任务,只有全党重视才能完成。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草案在总纲部分加了要培养接班人的内容,条文部分加了各级领导机关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还要注意培养妇女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无产阶级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修改草案吸收了各单位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议,在条文部分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必须坚持下去。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用几个方面的“联席会议”来代替党委会的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方面、各级组织的作用。党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各级党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修正草案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写进了总纲。毛主席倡导的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熟知的,但也有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发扬的问题;许多新入党的同志,更有一个学习、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毛主席经常拿党在艰苦斗争年代的事例来教育我们,要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

这里,着重讲一下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这个观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是加强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个别的还相当严重。对人民内部问题,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允许的。修改草案在条文部分增加了一句话:“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我们应当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同这类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第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这次修改草案,又写上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永远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当前,特别要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务必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毛主席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也完全能够富强起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不称霸”的原则,不做超级大国。全党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百年也不要骄傲,二十一世纪以后也不能翘尾巴。同时在国内,也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相信,全党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去做,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江青对领事级以上外交干部的讲话

By | 2023-03-10

同志们:

刚才几位同志都谈了不少,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今后的外交工作、说起办外交我是外行,从头学起,如同学英文A、B、C开始,许多事要向大家学习。和外国人打交道,“解放”前在南京、重庆、上海、北京都有过,但不似今天那么广泛,成为我们党不可缺的一件事,而时时都要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重视和完成。工作做不好,对世界都有影响,所以动一动不能不使我们考虑,我们所做的是符合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些,同志们都很有经验,我不过是将自己向××学习得来的一点体会或者是由于主席工作很忙,尽自己一个党员的责任,传传口信。就算是上情下传,也有许多问题,自己水平有限,理解不对,甚至错误,请批评帮助。

这一年来形势变化很大,事实证明了主席在六十年代初期,所作的关于“现在正处在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的伟大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主席明确指出“世界矛盾的焦点在亚非两洲之间”不仅指出未来革命的方向,同时也指明了革命策略性问题。我们只要能在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敢于斗争,不怕围堵、封锁、敲诈威胁,来自明的暗的干扰、阴谋和破坏,善于斗争,有灵活性、能谈得来也能打得来。时时有两种思想准备。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天下大乱中,围绕着革命原则,始终分清敌、我、友?团结谁?分化谁?瓦解谁?孤立谁?打击谁?以最大限度的团结,以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长期坚持有团结有斗争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立于完全不败之地。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思想的灵魂和脊髓,是坚持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又必须使革命分几个阶段来进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仅要下决心不断革命,还要依据革命的不同阶段,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制定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

在这个历史时期,根据这时期的特点,我们提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革命”的论点中心是人民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权,只能建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的形成和政党的建立与壮大,是要建立在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暴风雨式的群众革命运动中。我们支持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运动,帮助贫穷落后的国家,支持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侵略,因为这是发展民族经济、建立无产阶级队伍,进而建立领导着这个伟大阶级,进行革命的政党的必要手段。这是革命的初期阶段,而又必须经历的阶段。

殖民主义的崩溃,帝国主义的瓦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而也是前夜。贫穷落后的国家可以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控制而独立。但不能摆脱本身由于社会不合理分配,所造成贫富不均带来的两极分化。而这种分化就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民族经济的发展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队伍的必要条件,也是点燃这星星之火的火源。不可设想离开国家独立和民族经济的发展,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我们有别于机会主义,就是在于这个问题上。我们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的发展阶段论。从这个问题去理解这三句话(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对我们目前在外交上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道义上支持他们,经济上援助他们。他们正如主席对西哈诺亲王所说的“要军火,买,没有,送,可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革命”。我们是无代价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的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要励行国际主义义务,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可以这样说,支援从来是具有相互作用的,我们支援了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反过来,他们的斗争也支援了我们。南非的反种族歧视游击战争,中东的反霸权斗争,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东欧为摆脱苏联控制的革命斗争,印度支那的解放斗争都已连成一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套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拉紧。使美帝苏修及其仆从无法抽手来对付我们。不仅使我们能得到一个和平环境高速建设我们的国家工业、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生产事业,同时也使我们能顺利完成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揪出刘少奇、林彪一小撮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横扫社会一切牛鬼蛇神,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增强了国防力量。在此同时,由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而我们又把外交重心放在“黑朋友”、“小朋友”、“穷朋友”的身上,他们感激我们报答我们,我们虽然没有“白朋友”、“大朋友”、“富朋友”,可是我们并没有孤立。在我们进联合国问题上表决时,虽然大国声大势威,但无奈小朋友势众声亮,最后我们还是进了联合国,接着大国也登门来访。

几十年来我们都在学习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大家知道,认识与实践是相依存,而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始终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内部。世界没有矛盾,世界就止步不前,“乱”是矛盾的激化,“治”是矛盾的暂时在对立中的统一。“乱而治之”,不乱从何而治?世界不乱反动阶级就有可能维持局面,残酷的贪得无厌的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而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起来,无产阶级政党就会在无声无息中不是被分化、瓦解、收买、利用,便是变质,以致灭亡,这是反动阶级所希望的,而我们所不愿见的。

尼克松访华,主席和他见面时,用大部份的时间在谈哲学问题,季辛格和总理几次见面,除谈中国和世界上的大事外,也谈到哲学问题。他们和我们看法上不同是不奇怪的。季辛格在谈话中流露出美国有意放弃亚太地区的看法,对这问题应该一分为二来看。我们认为季辛格始终脱不了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范畴。他的基本观点有受它所维护的阶级利益的限制。因此他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解决当前国际上新的复杂形势下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季辛格同历代反动阶级的政治家一样只是一个冒险主义,而又是失败主义。尼克松和季辛格承认美国以往的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奉行的实力政策,在今天行不通,美国应该回到现实世界里,而不应继续涉足于干涉他国的主权和利益。季辛格本身提出保持势力均衡的论点,实际上是一种承认矛盾而又不积极寻求用斗争方式使矛盾在新条件下得到解决。相反的是用回避的态度来对待矛盾,其实这还是舵鸟政策。用回避矛盾来掩盖矛盾的存在。难道今天矛盾的存在只有在殖民地和被占领的土地上存在吗?而美国本身逃避得了吗?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的退却和整个新老殖民地主义的崩溃是形势所倾,非指望靠一两个政治家能扭转。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在这个时候抓紧时机,在不断揭露新老殖民主义的同时,坚持统一战线,包括对敌人内部的瓦解工作;坚持武装斗争,相信枪杆子出政权的伟大真理。坚持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一定可以弱国打败强国小国打败大国。最终取得政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我们都是做外交工作,我们一定要向全世界人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同时又要明确表明我们的态度,只要革命,我们一定支持到底。中国人说话算数,绝不会像美帝和苏修,丢掉患难与共的朋友,绝不会为自身利益与超级大国搞幕后交易,出卖朋友,更不会欺骗、敲诈、阴谋利用朋友,把朋友当替死鬼,换取自己不可告人的利益。

毛主席对印度支那的形势看得很清楚,对越南南方胜利解放后的形势也看得很清楚,主席说:“越南是一个庙堂四个方丈,施帛施粥是施主”。主席让越南大使告诉孙德胜、黎笋、范文同和武元甲,还有阮友寿、黄晋发,主席说:“反帝不反修,最后还要第二次革命”。这点他们能不能理解呢?很难说。大家一说起越南,总认为胡志明死后越南总是不行,这点主席一再说清楚了。越南同志是革命的,他们有苦衷要理解,别老说人家不革命,他们抗拒世界上号称最强的美帝国主义,付出民族牺牲,精神可钦,至于胜利以后,看发展再说。

老挝的形势很好……整个印度支那形势已经明朗化,曙光即在眼前。但印度支那三国解决以后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世界在发展,革命在前进,工作还很多,大家都要努力,要努力最主要的还是提高自己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才能跟上形势的需要和要求,所以今天就要特别谈一谈外交战线的“批林批孔”运动。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会议公报指出“全国人民要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批林批孔’,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外交战线因为所负的任务与其他战线不同,一些外交人员比较长时间都在国外工作,因此不能和国内的广大人民一样的要求和搞法,你总不能公开跑到纽约或巴黎的大街上去贴大使或外交部长的大字报,更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向外国的总统和部长提意见或重炮猛轰。因此,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处理。前一段时间外交部采取“回国取经,出国推广”、“自学为主,相互为帅”、“近传远教,巡回传经”、“适当集中,广为交流”等办法都取得很好的效果。今后要把不好的加以改进,把好的坚持下去。

今来只想对几个主要的问题,向大家做一个概要的说明,提出一些要求,是否得当,大家考虑一下:

一、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国古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将在外不受君命”,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君王之类的封建统治者,当然也不存在将在外受不受君命的事,但作为外交人员是不是因为在国外,就可以削弱或脱离党领导一元化的轨道呢?当然不行,何况今天不同数百年前,电报、电话、无线电传真、太空电讯、必要时飞机一搭,几个小时就回来,方便得很,何乐不用之呢?但在我们的同志中,却有一些思想上不这样想,他们强调工作的特殊性,而否定其普遍性。有的大使馆、领事馆、商业办事处,天天有电报,两天有信件电话来,谈的都是业务。党的干部醉心于业务,辨外交、做生意,比资产阶级外交家垄断资本家更热心。说起政治学习,搞运动好像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特别是东非、中非一些国家的使馆,有的甚至半年不学习,没有一份学习汇报,运动情况报告都没有。主席以往都强调过:“多请示、汇报、不要怕麻烦,必要可以回北京”。这不是单指工作上的联系,主要使我们的外交人员保持和中央连络,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并使广大外交人员跟上全国的步伐,在国外也一样投身到运动中去,提高觉悟,反帝防修,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红色外交人员。

前一段我们认为非洲国家的使馆建立的历史较长,基础较好,因此把重点放在欧美国家地区新建交国家的使馆人员的领导和教育,现在看来非全面抓好不可,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说抓又由谁来抓呢?这就要加强党对运动的一元化领导,中联部、外交部要抓,每一个大使、使馆党书记要抓,层层抓,贯到底。使馆要和国内各条战线各个单位一样,书记要过问,专人要负责,制定计划、成立领导小组、加强学习、经常汇报这四件事一起抓好、抓活、抓实。党组书记、首长再不肯抓,推责任,中联部中宣部请示中央派人代管,总之“外交有成绩,运动屈后进”的现象要立刻改变。这是作为今年外交战线头等大事来抓。

二、学习内容和运动的办法,中央七二年二月已有具体的规定,要坚持四不、五可、六要。不搞揪斗,不搞摆官,不贴大字报,不串连搞派性组织。可以送小字报,可以越级写检举信回国,可以面对面向首长提意见建议,可以互通学习心得联名提意见或越级汇报。重大问题可以打报告要求回国汇报,但对外要一致,遇事要注意调查,要服从指挥,要顾全整体利益,要维护国家尊严,要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闹意气用事,求大同,存小异,千万别做出任何“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同时又要在特殊环境里理解到一些同志的工作处境和身份,不能因大使为统战工作出席资本家的宴会,也当作受到资产阶级腐蚀来看。你们都是站在反帝反修斗争的第一线,要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要提高革命警戒性,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和策反阴谋。白相国革了几十年的命,没有给美蒋的炮弹打垮,却经不起化成美女的毒蛇,这是教训。当然白相国不单这问题,我们也希望他改正,也要希望他能继续工作,但关键在他自己。

我们派到国外的大使等负责人,大多数都经过几十年革命经验。经验丰富,责任重大,他们是代表主席、总理、朱老、代表中央,代表全国人民在国外和帝、修、反斗争,和世界革命人民一起闹革命,他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一经提出是会改正的,所以大家提意见要从善意出发,要允许人家有认识过程。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教育人不是整死人,这一点要明确。

陈楚的一份报告,大家都看了,从这报告中大家可以看出,首长们革命的劲头不弱,他提的那一句话很好,“身居闹市面对帝、修、反,我胸怀朝阳永远跟着党”。

最后谈谈办学习班的事,外交部和中宣部办了一个外交人员学习班,很有效果,几个驻西欧大使馆也办了学习班。外交部门办学习班,是把“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推向前的好办法,也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运动和业务两兼顾的办法,法国使馆提出“忙时自学为主,松时集中学习,领导定期有总结,辅导自学相辅”,这办法可以在学习班中加以发挥。

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和阿富汗解放组织史略

By | 2023-01-29

“王室民主”的年代

阿富汗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是创立于1966年的“进步青年组织”(PYO)。稍早于此,部分与统治精英关系可疑的知识分子已经建立了修正主义的、听从莫斯科指令的人民民主党。(达乌德亲王,是查希尔•沙赫国王的堂兄和阿富汗首相[1953-1963] 。因为他对后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持软弱立场,而被称为“红色亲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人民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和“旗帜派”领袖,因替达乌德充当线人并迎合达乌德的政治野心而臭名昭著)

阿富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特征。它正是在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背景下起步并成长的。当时正值苏联与中国的共产党之间发生了意识形态论战,随后是中国的文化大歌名。这两个政治事件对“进步青年组织”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可以说,“进步青年组织”的建立就是为了保卫和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塔拉基和卡尔迈勒领导的人民民主党。

时代的风吹拂着阿富汗斯坦的土地。1963年,达乌德从首相职位上辞职,查希尔•沙赫国王宣布实行立宪君主制。通过了 一部新宪法,并为人民留下了一部分言论和出版自由。利用松动的政治空气,“进步青年组织”建立了自己的喉舌——周刊《永恒火焰》(Sholai Jawaid ),主要介绍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并揭露人民民主党和苏联修正主义的阴谋。《永恒火焰》只出版了十一期就就被查禁了,但是它播下了革命思想的火种,俘获了成千上万进步知识分子和觉醒工人的心。

宽松的政治氛围同样被其他政治团体所利用。很快,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在喀布尔和其他大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在绝大多数政治活动中,存在着三股显著的政治潮流:火焰派(“进步青年组织”的成员、追随者和同情者,因机关报《永恒火焰》而得名),人民派和旗帜派(人民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因各自的刊物《人民》和《旗帜》而得名),还有兄弟会派(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后来更名为“穆斯林青年”,得名于他们的组织原型——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以数量论,在喀布尔参加火焰派集会的人远远超过了人民派和旗帜派,也几乎使兄弟会派相形见绌——他们只能利用一般民众对宗教的虔诚。

一开始,兄弟会派并未引起政治人士的注意,因为他们成员稀少,对知识分子也没有吸引力。但是兄弟会派用恶毒行为弥补他们的数量劣势,这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往大学女生和中学女生脸上泼酸(他们基于原教旨主义偏见,憎恶妇女在社会上出现,认为把妇女囚禁在房屋和后宫里才是对伊斯兰的完全虔敬)。他们的歹毒很快攀升到了残忍杀害世俗派知识分子的地步。兄弟会派在赫拉特和拉格曼都公然杀害了许多人。在喀布尔和其他城市,还揭露出许多他们暗中杀人的恶行。1972年六月,随着火焰派与兄弟会派在喀布尔大学的校园里爆发冲突,迎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潮。喀布尔大学是意识形态与政治争辩的舞台。兄弟会派根据他们的一贯秉性,带上了匕首和手枪。在这个非同一般的日子里,形势很快失去控制,赛达尔•索罕丹(Saydal Sokhandan),“青年进步组织”的杰出活动家和火焰派热情的宣讲者,被后来成为最邪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伊斯兰党”的领导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亲手杀害。(在抗苏战争时期,这种人在中情局的慷慨捐赠中占据了绝对的份额。像所有阿富汗原教旨主义政党一样,伊斯兰党在中情局武器和美元的滋养下,从一个虚弱的豺狼成长为嗜血的鬣狗,吞噬着阿富汗人民的血肉)(译注:《人民日报》在八十年代曾经以“阿富汗抵抗力量领导人”的称呼报道希克马蒂亚尔,称他和他的组织“得到广大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持。”2004年6月,11名在阿富汗的中国工人遭希克马蒂亚尔下属的武装袭击身亡。)许多其他火焰派成员受伤,其中有些人伤势严重。这种冲突让一般政治气氛变得更加极端,在“青年进步组织”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迫使他们反思其政策和方法。

在“火焰派”中普遍的批评在于,尽管《永恒火焰》所代表的政治潮流已经吸引了成千上万名热忱的阿富汗青年,但是“进步青年组织”的领导人还是无法利用这些信徒的的潜力动员占阿富汗人民总数90%的农民群众。“进步青年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活动范围很少扩展到城市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和有限数量的工人之外。正是基于这种反省,在70年代初,《永恒火焰》一系中的不同团体开始改正“进步青年组织”的错误,并在各个层面开辟了广泛的意识形态斗争。最深刻的批判来自阿富汗人民革命小组(后来扩大改名为阿富汗解放组织)。这些批判导致了“进步青年组织”解散为许多较小的革命团体。虽然在这些团体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但通常他们都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达乌德时代

1973年7月,“红色亲王”达乌德在人民民主党旗帜派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他身处国外的堂弟。达乌德宣布阿富汗为共和国,并自任总统。他的那些旗帜派盟友们都占据了政府中的高位。但是旗帜派和他们的俄国主子都低估了达乌德的自主性与顽固性。由于旗帜派一年多的举措失当,也由于他们总是秘密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做事,达乌德开除了一切占据关键职位的旗帜派成员。这迫使莫斯科开始用心暗中插手阿富汗的武装力量。在达乌德任总统的五年间,由于“进步青年组织”的成员和追随者没能团结在一起,革命运动陷入停滞状态。“阿富汗人民革命组织”是其中少有的组织良好、目标明确的革命组织。它十分重视(事后来看,或许过于重视了)扎根于农村的必要性,大多数干部和活动家都把工作转移到农村地区。

1977年,人民民主党两个派别,人民派和旗帜派,在莫斯科的严厉命令下终于合并了。这是为了执行克里姆林宫制定的、仿照英国殖民主义“前进政策”的战略计划。达乌德与他的克里姆林宫支持者的关系变得冷却了,他转向西方,寻求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的帮助。他修复了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达乌德曾长期热衷于“普什图斯坦”的外交争端),并访问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征求财政援助。达乌德的转向太突然了,令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们惊慌失措,他们认为应该毫不犹豫地发起一次决定性地反击。(不久前,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和索马里的西亚德•巴雷突然驱逐俄国人的行为让克林姆林宫刻骨铭心)。1978年4月,克格勃设计暗杀了旗帜派领袖米尔•阿克巴尔•海勃尔(译者注:苏联方面和卡尔迈勒后来认为暗杀主导者是阿明),并且让他的葬礼成了展现人民民主党统一力量的舞台。这是为了激起达乌德对人民民主党的镇压。傲慢自大的达乌德上了圈套,结果触发了克格勃间谍在关键部队和空军所引领的武装反抗。“光荣的四月革命”开始了。1978年4月28日,血腥的政变导致达乌德及其全家被杀,另有估计7000名军人和平民死伤。塔拉基当上了总统和总理, 卡尔迈勒当上了副总理。在这时,阿富汗的革命组织并不是一个被合法承认的政治力量,但是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势力,人民民主党是卖国者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火焰派不断反复强调,真正需要的是在与外国主子及其走狗不屈不挠地的斗争中,得到有良知、有头脑的爱国者的承认。

四月革命

无论是阿富汗人民,还是阿富汗的革命团体,都不会为达乌德的倒台而惋惜。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一切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进步青年组织”的政治后继者——迅速地、坚决地、一致地谴责这一血腥的政变,呼吁人民团结起来,防止祖国落入卖国的人民民主党和他们俄国主子们的手中。这一及时而清晰的回应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做出的:所有站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立场上的个人或团体都完全相信,人民派和旗帜派都是苏联修正主义的走狗。他们唯一的角色和使命,就是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幌子下把祖国卖给苏联,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苏联在阿富汗的利益。在“四月革命”后不久,噩梦般的恐怖统治就降临在一般群众和尤其是异议知识分子的头上。对个人和群体的任意逮捕,对可疑分子的酷刑,还有对所有“反革命分子”的大规模处决。偏执而疯狂的克格勃特工和歇斯底里的政府官员让毫无理由的逮捕变成了家常便饭,没有人能幸免。对于人民派来说(他们在与旗帜派的斗争中赢得了上风,在苏联大使亚历山大•普扎诺夫的支持下,卡尔迈勒和他的一些重要追随者被放逐国外,另一些人则被送进监狱),任何人只要对苏联和“四月革命”说一句坏话就是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所有反革命分子都是“火焰派”(如果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和世俗的)或“兄弟会派”(如果他们是文盲,是粗人的或是对宗教虔诚的人)。在这两种分类当中,“火焰派”遭到了更严厉和残忍的对待,因为他们是“自觉的敌人”,具有预定的政治动机,对抗和仇恨“四月革命的光辉成就”;而不像“无知的敌人“,他们反对”四月革命“只是出于不假思索的宗教狂热。不单单在言辞上,人民民主党政权更是在在实践中中直接对抗群众的宗教虔诚,误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基础。所有这些都是以“民主革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和“推翻人对人的剥削”的名义进行的。所有为工人,被剥削阶级和劳苦群众所崇敬的概念,都被亵渎和卑鄙地盗用了,成了表示恐怖,背叛和“红色恶棍”的同义词。这些以“革命”之名实施的劣行,对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形象,对真正的革命概念,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

由于普遍的恐怖,沮丧和悲情气氛,由于预见到更加严峻、更加残酷的未来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团体开始重新聚拢在一起,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统一。但总体来说,这种统一没有什么实际结果。然而,每一个革命小组,由于面临同样的残酷处境,变得更加组织化、更加马克思主义化。每个组织都以自己的方式,根据其可用的手段和力量, 参与了越来越深入和广泛发展的爱国斗争。1979年8月5日,阿富汗人民革命组织(阿富汗解放组织的前身)与一些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在统一战线上的基础上合作参加了在喀布尔的Bala Hissar驻军的武装起义(被普遍称为为bala Hissar暴动)。这场暴动被当局野蛮镇压,许多革命组织干部在战斗中丧生,在酷刑下死亡或被关入死牢。阿富汗的马克思主义圈子仍然在争论,革命组织在与伊斯兰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和武装暴动的政策和路线是否正确。但正如一份阿解组织文件所指出的,8月5日的暴动表明,马克思主义爱国者没有在第一线的战斗上退缩,当人民的安全和祖国的独立受到威胁时,火焰派与人民派和旗帜派等修正主义叛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毅然投入了尸山血海的斗争。

对于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来说,一个预先的结论在于,由于人民对现有政权的彻底拒斥,由于该政权在各个方面治理措施的日益失败,苏联一定会出手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正如预想的那样,人民民主党政权很快就堕落成了一群党棍大佬争权夺利的舞台。苏联大使和资深间谍头子普扎诺夫充当了他们的恩主和裁判。 人民派的阿明,塔拉基那狂妄自大和不择手段的副手,很快就带领人民派击败了旗帜派,放逐了那些旗帜派要人。其中有些人被交给可怕的、“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机关AGSA“以供调查”。不久之后,他又戏剧性地与他的导师塔拉基翻脸了,其中场景简直令人联想到纽约黑手党的复仇——在总统府,当着苏联大使的面发生了枪击。苏联教父按照克林姆林宫的指令,默许塔拉基除掉桀骜不驯的阿明。但计划失败了,阿明毫发无损地逃生,不过他值得信赖的助手达鲁德•塔隆却遇害了。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阿明立即逮捕了塔拉基并剥夺了他所有的官方头衔。几天后,“伟大的领袖”、“东方的天才”塔拉基,就死于他“忠实的学生”和“虔诚的门徒”阿明之手。阿明现在坐上了权力宝座,他虽然不吝辞色地赞美苏联,但苏联人并没有被他愚弄。他挫败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瓦解了苏联老手在阿富汗的政治阴谋,使莫斯科相当尴尬。但是莫斯科虽然被将了一军,手里还有其他备胎。从前那些被驱逐到不同国家当大使的旗帜派大佬们很快收到了新的命令。 1979年12月27日,卡尔迈勒在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广播电台宣布:“光荣的四月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天,阿明在喀布尔的宫殿里被俄罗斯卫兵杀害,卡尔迈勒在苏联军队“有限力量”的护送下,坐在坦克的炮管上回到了阿富汗。先前为达乌德亲王充当过线人、为克格勃当过密探的人,现在坐上了阿富汗领导人的宝座。

抗苏战争

最艰难的时代来临了。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的家园被一个外国侵略者占领,一个受人鄙夷的卖国集团在枪炮下被强加为他们的统治者。人民迅速武装起来,哪怕常常手中只有厨刀或生锈的19世纪的火枪。对于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而言,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时刻。一个完全新生的、尚不成熟的运动,要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下对抗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大国,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阿富汗是一个仍然处于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当中的、落后的农业经济的国家,文盲率超过90%。人民对宗教有深沉的依恋。然而,这个民族心目中的神圣主权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肆意背叛,这个国家的领土遭到了列宁所建国家的粗暴侵犯。社会帝国主义深深伤害了阿富汗人民的感情。对他们荣誉和全部世界观的侮辱,都被概括为对他们宗教信仰的侮辱。群众高声要求无神论“共产主义”叛徒们血债血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运革命动被期待履行其历史使命。

阿富汗是多个不同民族的家园。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阿富汗尚未完全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阻碍阿富汗人民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迫使他们把伊斯兰信仰作为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民族的统一性的代表,在历史逆境中尤其如此。随着人民民主党的上台,特别是在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之后,圣战的呼声就开始在该国平原和山谷的所有角落回响。就像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反抗英国人一样,这是一个在精神和物质上勉强离开中世纪的民族,所能够表达出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抗战的需要。只有圣战才能提供一个强大的理由,一个简明的可理解的意识形态的解释,说明牺牲生命和肢体的必要性,使人民团结起来对抗卖国贼和他们的外国主子。亲苏政变和苏联入侵后,在杰哈德的喧嚣中,以贩卖信仰为业的原教旨主义者发了一笔横财。

在达乌德的动荡时代里,兄弟会派曾经进行过一次夺权的豪赌。他们的行为是愚蠢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阿富汗社会群体支持他们在拉格曼和潘杰希尔蹩脚的暴动。他们的大多数领导人被逮捕并进入监狱,另一些领导人在邻国巴基斯坦避难,他们向阿里•布托政府的情报机构提供服务。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西方帝国主义醒悟过来,他们发现在在越南的耻辱失败后,这是个反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绝佳机会。他们重新露面,并在一夜之间成为领导人。命运女神向他们微笑,世俗派的布托被齐亚哈克推翻,美国的武器和货币,阿拉伯产油国的赞助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在受欢迎的反苏宗教情绪的高潮里水涨船高。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这位杀害赛达尔•索罕丹的凶手,由于他的政治敏锐,残酷和不择手段,成了战争中的明星。他没有忘记旧的仇恨。他宣布,火焰派作为真正的革命者,是“主要敌人”,危险性远在人民派和旗帜派之上。用一位阿富汗革命作家的话来说:

“阿富汗的革命运动不仅针对苏联侵略者。轮到杀害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时候,伊朗的霍梅尼政权、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与喀布尔傀儡政权和俄国人,都自动站在了一起,铲除革命者在群众中的基础。我们刚刚起步的革命运动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

在塔拉基和阿明时代和后来的卡尔迈勒、纳吉布拉时代里,数百名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在喀布尔的Pol-i-Charkhy被处决。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又有数百人被兄弟会派围捕。哈德(Khad,克格勃的阿富汗分支)有一个特别部门,专门负责消灭所有火焰派组织。火焰派在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一方面,他们有义务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无论是圣战还是抗战,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一边打击克格勃的情况下反击兄弟会派。阿富汗解放组织(前阿富汗人民革命集团)和阿富汗人民解放组织(SAMA)是积极和切实参与抵抗战争的两个革命组织。SAMA甚至有自己的解放区。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火焰派有这样强的存在感,这是许多兄弟会派所不希望的。伊斯兰主义者不会放过任何落在他们手中的火焰派,不遗余力地杀害革命运动的优秀同志。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是猎杀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最凶残的组织。许多勇敢的革命者和许多坚定的爱国者都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政治和后勤基地被枪杀或失踪。法伊兹•艾哈迈德是阿富汗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元老人物,阿富汗人民革命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人,随后又是阿富汗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他被叛徒移交给伊斯兰党,随即遇害。数十名其他ALO干部和同志也被暗杀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SAMA领导人Qayum Rahbar教授在白沙瓦被伊斯兰党的人枪杀,虽然SAMA – 由于自己的原因 – 没有记录这一事实。在俄罗斯多年的占领期间(讽刺的是,与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时代相符),阿富汗原教旨主义政党在齐亚哈克政权支持下享有高度特权地位。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情报机构,警察和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者的资源都能随时供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使用,因此,阿富汗革命派和世俗爱国者处于无处避难的绝境,甚至巴基斯坦方面的一小部分支援都得不到。他们也得不到国际媒体的任何承认和报道。领导人,随后又是阿富汗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他被叛徒移交给伊斯兰党,随即遇害。数十名其他ALO干部和同志也被暗杀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SAMA领导人Qayum Rahbar教授在白沙瓦被伊斯兰党的人枪杀,虽然SAMA – 由于自己的原因 – 没有记录这一事实。在俄罗斯多年的占领期间(讽刺的是,与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时代相符),阿富汗原教旨主义政党在齐亚哈克政权支持下享有高度特权地位。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情报机构,警察和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者的资源都能随时供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使用,因此,阿富汗革命派和世俗爱国者处于无处避难的绝境,甚至巴基斯坦方面的一小部分支援都得不到。他们也得不到国际媒体的任何承认和报道。

至今

阿富汗鲜为人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从来自左右两边的打击中存活下来,表现出了坚毅的韧性。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和绝对多数的干部和老成员都被旗帜派、人民派或兄弟会派摧毁。然而,透过历史的命运,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是有生机的,是不朽的。多年抵抗强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敌人迫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采取适应情况的战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民抵抗苏联侵略战争的贡献的表现在,火焰派和永恒火焰的名字没有在伊斯兰战争中被淹没,即便伊斯兰主义者反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威望得到加强,因为他们积极地参与战斗的前线,如在军事上被公认的勇敢,在政治分析中表现出的洞察力和辨别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集团和组织与傀儡政权的不可调和(尽管出现了一些叛逆和投机的因素)极大地促进了革命者在群众之间的声望的增长,以及诚实的伊斯兰反对派的尊重。一个非常正统的穆斯林同胞曾经说:“我一直抵触火焰派,但是我一刻也不会怀疑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抵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已经结束,阿富汗人民可以正当地宣称胜利。社会帝国主义已经被送到它在历史垃圾箱中的正确位置,西方帝国主义必然迟早会跟随。但是,阿富汗人民历史上的不幸,在于社会帝国主义遭到打击后,它现在必须反对狂热的原教旨主义。与抵抗社会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一样,阿富汗解放组织将继续站在与原教旨主义野兽的战斗的最前沿。

阿富汗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无数的不足之处的困扰,其中最主要的是理论模糊和和组织混乱,在其政治意识传播中也受到严重限制。但它在战斗活动和群众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阿富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与武装敌人战斗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果革命的阿富汗马克思主义者有可能将这种战斗经验与对阿富汗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理解结合起来,同时增加其成员和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洗刷因社会帝国主义傀儡而玷污了的马列主义的声名,历史将会见证阿富汗政坛上所发生的的巨大变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当代阿富汗野蛮统治的残虐之深和破坏之广,在当代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阿富汗人民的道德和物质造成的破坏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当下,世界在阿富汗所目睹的是极端反动的宗教法西斯主义,是大规模的性别隔离、种族隔离和原教旨主义。面对前所未有的中世纪暴政,真正的阿富汗共产主义者应当表现出履行历史使命的恢复精神和英雄主义和信念,以使国家和人民从当前的地狱中解脱出来,使饥饿的群众走向一个没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世界。这一点足以确保清扫当前的政治怪物。阿富汗解放组织在历史的长河中,将永远不会缺席。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

By | 2022-11-20

这是毛泽东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二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1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2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三百万。一百二十万在西藏,一百八十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一百八十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一百八十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

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3。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4,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5。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6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7。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8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9,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见本卷第46页注[4]。
  2.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3.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驻台湾美军士兵雷诺将路过美军住宅的中国人刘自然枪杀。二十三日,雷诺被美军顾问团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二十四日,台北等地数万民众举行反美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凶手。示威群众冲击并捣毁美国驻台“大使馆”和新闻处,包围美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和台北市警察局。
  4. 见本卷第23页注[2]。
  5. 指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为使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条约生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6. 杜勒斯,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任美国国务卿。
  7.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ˉ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8. 金、马、台、澎,指金门、马祖、台湾和澎湖。
  9. 参见本卷第24页注[5]。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By | 2022-02-12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根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刊印

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2;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3;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4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5,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6,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7,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8。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二十四万亩,有的说四十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9。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10,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11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12,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六十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决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13。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地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14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15,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像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16,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17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十五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末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一九五七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18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1. 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2.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
  3.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评〈海瑞罢官〉》。
  4. 《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海瑞谈到“清官戏”》。
  5. 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6. 《海瑞罢官》单行本前的内容介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七页。
  7. 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五页。
  8. 吴晗:《海瑞罢官》序,单行本第Ⅵ页。
  9. 《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了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搞投献的例子,明显地反映出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摘录如下:“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赀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此亦可见当时献产恶习。”(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七月版,七二一页)。
  10. 《被论自陈不职疏》,见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的《海瑞集》。下引海瑞言论均据此书,不另注明。
  11. 《明律集解》,卷五。
  12.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一五五页。
  13. 如一四五○年(景泰元年),黄萧养领导的盛大农民起义队伍包围了广州城,断绝了城内外交通。攻势凌厉,地主阶级的军队“战辄败”。这时封建皇朝见武装镇压失败,就派了当时有名的“清官”杨信民去,杨一到,立刻用软的一手“多方招抚”,做了许多欺骗、分化、软化工作,农民起义军被“清官”迷惑,“不敢伤”,放松了武装斗争。接着董兴调集两广江西的大批地主军队来到,对农民和农民军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起义失败,黄萧养也中箭牺牲。事见《明史》中《杨信民列传》及《董兴列传》。
  14.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第一五二页。
  15. 《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执笔,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年四月出版。此剧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一年演出时,《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都曾发表评论文章加以赞扬。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及十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及《文汇报》分别发表《〈海瑞上本〉中的海瑞形象》及《试评周信芳的新作〈海瑞上疏〉》二文。一九六一年春节重新上演时,《解放日报》在二月十一日又发表《杂谈京剧〈海瑞上疏〉》一文。
  16. 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九页及第三十五页。
  17. 《明史?徐阶列传》。
  18.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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