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及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得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支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的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林彪反党集团，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而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腐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地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同志们！

现在，我受党中央的委托，就我们党的章程的修改问题，作一个扼要的说明。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修改党章的指示，今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九大党章的修改问题。会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和中央直属单位的党组织，都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报来了四十一份修改稿。在这同时，各地党内外群众还直接寄来了许多修改意见。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修改草案，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修改党章的具体建议，在认真研究了各地修改稿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

在讨论修改党章的过程中，全党同志一致认为，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深入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国内和国际斗争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这也是各地送来的修改稿的共同特点。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的胜利，积累了战胜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全党是十分宝贵的。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现。

在这个方面，修改草案增写了哪些内容呢？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对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且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国内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对我们进行侵略和颠覆，也必然会到我们党内来找代理人。一九六六年，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斗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揭示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深入进行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还要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第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搞修正主义，专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采用打进来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尽管表现有所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头子，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千真万确的。修改草案根据各地的建议，把“三要三不要”写进了总纲。在党员必须做到的第一条、基层党组织任务的第一条中，还吸收了北京市修改党章座谈会上工农兵同志的意见和有些省、市的建议，增写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

第三，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当然，对错误潮流，不仅有个敢不敢的问题，还有个能不能识别的问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的时候，许多同志往往不予注意，而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又故意制造假象，更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知的。“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只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斗争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就能够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

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大多数，遵守党的纪律。

第四，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里所说的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这样的任务，只有全党重视才能完成。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草案在总纲部分加了要培养接班人的内容，条文部分加了各级领导机关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还要注意培养妇女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无产阶级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修改草案吸收了各单位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议，在条文部分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必须坚持下去。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用几个方面的“联席会议”来代替党委会的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方面、各级组织的作用。党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各级党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修正草案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写进了总纲。毛主席倡导的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熟知的，但也有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发扬的问题；许多新入党的同志，更有一个学习、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毛主席经常拿党在艰苦斗争年代的事例来教育我们，要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

这里，着重讲一下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这个观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是加强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个别的还相当严重。对人民内部问题，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允许的。修改草案在条文部分增加了一句话：“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我们应当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同这类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第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这次修改草案，又写上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永远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当前，特别要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务必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毛主席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也完全能够富强起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不称霸”的原则，不做超级大国。全党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百年也不要骄傲，二十一世纪以后也不能翘尾巴。同时在国内，也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相信，全党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去做，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同志们：

刚才几位同志都谈了不少，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今后的外交工作、说起办外交我是外行，从头学起，如同学英文A、B、C开始，许多事要向大家学习。和外国人打交道，“解放”前在南京、重庆、上海、北京都有过，但不似今天那么广泛，成为我们党不可缺的一件事，而时时都要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重视和完成。工作做不好，对世界都有影响，所以动一动不能不使我们考虑，我们所做的是符合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些，同志们都很有经验，我不过是将自己向××学习得来的一点体会或者是由于主席工作很忙，尽自己一个党员的责任，传传口信。就算是上情下传，也有许多问题，自己水平有限，理解不对，甚至错误，请批评帮助。

这一年来形势变化很大，事实证明了主席在六十年代初期，所作的关于“现在正处在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的伟大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主席明确指出“世界矛盾的焦点在亚非两洲之间”不仅指出未来革命的方向，同时也指明了革命策略性问题。我们只要能在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敢于斗争，不怕围堵、封锁、敲诈威胁，来自明的暗的干扰、阴谋和破坏，善于斗争，有灵活性、能谈得来也能打得来。时时有两种思想准备。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天下大乱中，围绕着革命原则，始终分清敌、我、友？团结谁？分化谁？瓦解谁？孤立谁？打击谁？以最大限度的团结，以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长期坚持有团结有斗争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立于完全不败之地。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思想的灵魂和脊髓，是坚持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又必须使革命分几个阶段来进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仅要下决心不断革命，还要依据革命的不同阶段，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制定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

在这个历史时期，根据这时期的特点，我们提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革命”的论点中心是人民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权，只能建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的形成和政党的建立与壮大，是要建立在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暴风雨式的群众革命运动中。我们支持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运动，帮助贫穷落后的国家，支持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侵略，因为这是发展民族经济、建立无产阶级队伍，进而建立领导着这个伟大阶级，进行革命的政党的必要手段。这是革命的初期阶段，而又必须经历的阶段。

殖民主义的崩溃，帝国主义的瓦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而也是前夜。贫穷落后的国家可以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控制而独立。但不能摆脱本身由于社会不合理分配，所造成贫富不均带来的两极分化。而这种分化就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民族经济的发展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队伍的必要条件，也是点燃这星星之火的火源。不可设想离开国家独立和民族经济的发展，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我们有别于机会主义，就是在于这个问题上。我们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的发展阶段论。从这个问题去理解这三句话（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对我们目前在外交上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道义上支持他们，经济上援助他们。他们正如主席对西哈诺亲王所说的“要军火，买，没有，送，可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革命”。我们是无代价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的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要励行国际主义义务，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可以这样说，支援从来是具有相互作用的，我们支援了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反过来，他们的斗争也支援了我们。南非的反种族歧视游击战争，中东的反霸权斗争，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东欧为摆脱苏联控制的革命斗争，印度支那的解放斗争都已连成一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套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拉紧。使美帝苏修及其仆从无法抽手来对付我们。不仅使我们能得到一个和平环境高速建设我们的国家工业、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生产事业，同时也使我们能顺利完成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揪出刘少奇、林彪一小撮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横扫社会一切牛鬼蛇神，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增强了国防力量。在此同时，由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而我们又把外交重心放在“黑朋友”、“小朋友”、“穷朋友”的身上，他们感激我们报答我们，我们虽然没有“白朋友”、“大朋友”、“富朋友”，可是我们并没有孤立。在我们进联合国问题上表决时，虽然大国声大势威，但无奈小朋友势众声亮，最后我们还是进了联合国，接着大国也登门来访。

几十年来我们都在学习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大家知道，认识与实践是相依存，而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始终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内部。世界没有矛盾，世界就止步不前，“乱”是矛盾的激化，“治”是矛盾的暂时在对立中的统一。“乱而治之”，不乱从何而治？世界不乱反动阶级就有可能维持局面，残酷的贪得无厌的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而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起来，无产阶级政党就会在无声无息中不是被分化、瓦解、收买、利用，便是变质，以致灭亡，这是反动阶级所希望的，而我们所不愿见的。

尼克松访华，主席和他见面时，用大部份的时间在谈哲学问题，季辛格和总理几次见面，除谈中国和世界上的大事外，也谈到哲学问题。他们和我们看法上不同是不奇怪的。季辛格在谈话中流露出美国有意放弃亚太地区的看法，对这问题应该一分为二来看。我们认为季辛格始终脱不了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范畴。他的基本观点有受它所维护的阶级利益的限制。因此他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解决当前国际上新的复杂形势下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季辛格同历代反动阶级的政治家一样只是一个冒险主义，而又是失败主义。尼克松和季辛格承认美国以往的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奉行的实力政策，在今天行不通，美国应该回到现实世界里，而不应继续涉足于干涉他国的主权和利益。季辛格本身提出保持势力均衡的论点，实际上是一种承认矛盾而又不积极寻求用斗争方式使矛盾在新条件下得到解决。相反的是用回避的态度来对待矛盾，其实这还是舵鸟政策。用回避矛盾来掩盖矛盾的存在。难道今天矛盾的存在只有在殖民地和被占领的土地上存在吗？而美国本身逃避得了吗？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的退却和整个新老殖民地主义的崩溃是形势所倾，非指望靠一两个政治家能扭转。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在这个时候抓紧时机，在不断揭露新老殖民主义的同时，坚持统一战线，包括对敌人内部的瓦解工作；坚持武装斗争，相信枪杆子出政权的伟大真理。坚持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一定可以弱国打败强国小国打败大国。最终取得政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我们都是做外交工作，我们一定要向全世界人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同时又要明确表明我们的态度，只要革命，我们一定支持到底。中国人说话算数，绝不会像美帝和苏修，丢掉患难与共的朋友，绝不会为自身利益与超级大国搞幕后交易，出卖朋友，更不会欺骗、敲诈、阴谋利用朋友，把朋友当替死鬼，换取自己不可告人的利益。

毛主席对印度支那的形势看得很清楚，对越南南方胜利解放后的形势也看得很清楚，主席说：“越南是一个庙堂四个方丈，施帛施粥是施主”。主席让越南大使告诉孙德胜、黎笋、范文同和武元甲，还有阮友寿、黄晋发，主席说：“反帝不反修，最后还要第二次革命”。这点他们能不能理解呢？很难说。大家一说起越南，总认为胡志明死后越南总是不行，这点主席一再说清楚了。越南同志是革命的，他们有苦衷要理解，别老说人家不革命，他们抗拒世界上号称最强的美帝国主义，付出民族牺牲，精神可钦，至于胜利以后，看发展再说。

老挝的形势很好……整个印度支那形势已经明朗化，曙光即在眼前。但印度支那三国解决以后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世界在发展，革命在前进，工作还很多，大家都要努力，要努力最主要的还是提高自己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才能跟上形势的需要和要求，所以今天就要特别谈一谈外交战线的“批林批孔”运动。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会议公报指出“全国人民要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批林批孔’，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外交战线因为所负的任务与其他战线不同，一些外交人员比较长时间都在国外工作，因此不能和国内的广大人民一样的要求和搞法，你总不能公开跑到纽约或巴黎的大街上去贴大使或外交部长的大字报，更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向外国的总统和部长提意见或重炮猛轰。因此，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处理。前一段时间外交部采取“回国取经，出国推广”、“自学为主，相互为帅”、“近传远教，巡回传经”、“适当集中，广为交流”等办法都取得很好的效果。今后要把不好的加以改进，把好的坚持下去。

今来只想对几个主要的问题，向大家做一个概要的说明，提出一些要求，是否得当，大家考虑一下：

一、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国古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将在外不受君命”，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君王之类的封建统治者，当然也不存在将在外受不受君命的事，但作为外交人员是不是因为在国外，就可以削弱或脱离党领导一元化的轨道呢？当然不行，何况今天不同数百年前，电报、电话、无线电传真、太空电讯、必要时飞机一搭，几个小时就回来，方便得很，何乐不用之呢？但在我们的同志中，却有一些思想上不这样想，他们强调工作的特殊性，而否定其普遍性。有的大使馆、领事馆、商业办事处，天天有电报，两天有信件电话来，谈的都是业务。党的干部醉心于业务，辨外交、做生意，比资产阶级外交家垄断资本家更热心。说起政治学习，搞运动好像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特别是东非、中非一些国家的使馆，有的甚至半年不学习，没有一份学习汇报，运动情况报告都没有。主席以往都强调过：“多请示、汇报、不要怕麻烦，必要可以回北京”。这不是单指工作上的联系，主要使我们的外交人员保持和中央连络，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并使广大外交人员跟上全国的步伐，在国外也一样投身到运动中去，提高觉悟，反帝防修，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红色外交人员。

前一段我们认为非洲国家的使馆建立的历史较长，基础较好，因此把重点放在欧美国家地区新建交国家的使馆人员的领导和教育，现在看来非全面抓好不可，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说抓又由谁来抓呢？这就要加强党对运动的一元化领导，中联部、外交部要抓，每一个大使、使馆党书记要抓，层层抓，贯到底。使馆要和国内各条战线各个单位一样，书记要过问，专人要负责，制定计划、成立领导小组、加强学习、经常汇报这四件事一起抓好、抓活、抓实。党组书记、首长再不肯抓，推责任，中联部中宣部请示中央派人代管，总之“外交有成绩，运动屈后进”的现象要立刻改变。这是作为今年外交战线头等大事来抓。

二、学习内容和运动的办法，中央七二年二月已有具体的规定，要坚持四不、五可、六要。不搞揪斗，不搞摆官，不贴大字报，不串连搞派性组织。可以送小字报，可以越级写检举信回国，可以面对面向首长提意见建议，可以互通学习心得联名提意见或越级汇报。重大问题可以打报告要求回国汇报，但对外要一致，遇事要注意调查，要服从指挥，要顾全整体利益，要维护国家尊严，要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闹意气用事，求大同，存小异，千万别做出任何“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同时又要在特殊环境里理解到一些同志的工作处境和身份，不能因大使为统战工作出席资本家的宴会，也当作受到资产阶级腐蚀来看。你们都是站在反帝反修斗争的第一线，要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要提高革命警戒性，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和策反阴谋。白相国革了几十年的命，没有给美蒋的炮弹打垮，却经不起化成美女的毒蛇，这是教训。当然白相国不单这问题，我们也希望他改正，也要希望他能继续工作，但关键在他自己。

我们派到国外的大使等负责人，大多数都经过几十年革命经验。经验丰富，责任重大，他们是代表主席、总理、朱老、代表中央，代表全国人民在国外和帝、修、反斗争，和世界革命人民一起闹革命，他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一经提出是会改正的，所以大家提意见要从善意出发，要允许人家有认识过程。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教育人不是整死人，这一点要明确。

陈楚的一份报告，大家都看了，从这报告中大家可以看出，首长们革命的劲头不弱，他提的那一句话很好，“身居闹市面对帝、修、反，我胸怀朝阳永远跟着党”。

最后谈谈办学习班的事，外交部和中宣部办了一个外交人员学习班，很有效果，几个驻西欧大使馆也办了学习班。外交部门办学习班，是把“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推向前的好办法，也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运动和业务两兼顾的办法，法国使馆提出“忙时自学为主，松时集中学习，领导定期有总结，辅导自学相辅”，这办法可以在学习班中加以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