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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By | 2023-03-30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16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地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这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

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入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 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 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

By | 2023-03-29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党的十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By | 2023-03-17

同志们!

现在,我受党中央的委托,就我们党的章程的修改问题,作一个扼要的说明。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修改党章的指示,今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九大党章的修改问题。会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和中央直属单位的党组织,都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报来了四十一份修改稿。在这同时,各地党内外群众还直接寄来了许多修改意见。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修改草案,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修改党章的具体建议,在认真研究了各地修改稿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

在讨论修改党章的过程中,全党同志一致认为,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深入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国内和国际斗争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这也是各地送来的修改稿的共同特点。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的胜利,积累了战胜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全党是十分宝贵的。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现。

在这个方面,修改草案增写了哪些内容呢?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对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且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国内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对我们进行侵略和颠覆,也必然会到我们党内来找代理人。一九六六年,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斗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揭示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深入进行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还要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第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搞修正主义,专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采用打进来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尽管表现有所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头子,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千真万确的。修改草案根据各地的建议,把“三要三不要”写进了总纲。在党员必须做到的第一条、基层党组织任务的第一条中,还吸收了北京市修改党章座谈会上工农兵同志的意见和有些省、市的建议,增写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

第三,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当然,对错误潮流,不仅有个敢不敢的问题,还有个能不能识别的问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的时候,许多同志往往不予注意,而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又故意制造假象,更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知的。“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只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斗争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就能够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

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大多数,遵守党的纪律。

第四,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里所说的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这样的任务,只有全党重视才能完成。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草案在总纲部分加了要培养接班人的内容,条文部分加了各级领导机关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还要注意培养妇女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无产阶级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修改草案吸收了各单位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议,在条文部分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必须坚持下去。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用几个方面的“联席会议”来代替党委会的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方面、各级组织的作用。党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各级党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修正草案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写进了总纲。毛主席倡导的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熟知的,但也有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发扬的问题;许多新入党的同志,更有一个学习、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毛主席经常拿党在艰苦斗争年代的事例来教育我们,要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

这里,着重讲一下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这个观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是加强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个别的还相当严重。对人民内部问题,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允许的。修改草案在条文部分增加了一句话:“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我们应当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同这类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第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这次修改草案,又写上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永远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当前,特别要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务必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毛主席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也完全能够富强起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不称霸”的原则,不做超级大国。全党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百年也不要骄傲,二十一世纪以后也不能翘尾巴。同时在国内,也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相信,全党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去做,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江青对领事级以上外交干部的讲话

By | 2023-03-10

同志们:

刚才几位同志都谈了不少,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今后的外交工作、说起办外交我是外行,从头学起,如同学英文A、B、C开始,许多事要向大家学习。和外国人打交道,“解放”前在南京、重庆、上海、北京都有过,但不似今天那么广泛,成为我们党不可缺的一件事,而时时都要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重视和完成。工作做不好,对世界都有影响,所以动一动不能不使我们考虑,我们所做的是符合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些,同志们都很有经验,我不过是将自己向××学习得来的一点体会或者是由于主席工作很忙,尽自己一个党员的责任,传传口信。就算是上情下传,也有许多问题,自己水平有限,理解不对,甚至错误,请批评帮助。

这一年来形势变化很大,事实证明了主席在六十年代初期,所作的关于“现在正处在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的伟大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主席明确指出“世界矛盾的焦点在亚非两洲之间”不仅指出未来革命的方向,同时也指明了革命策略性问题。我们只要能在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敢于斗争,不怕围堵、封锁、敲诈威胁,来自明的暗的干扰、阴谋和破坏,善于斗争,有灵活性、能谈得来也能打得来。时时有两种思想准备。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天下大乱中,围绕着革命原则,始终分清敌、我、友?团结谁?分化谁?瓦解谁?孤立谁?打击谁?以最大限度的团结,以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长期坚持有团结有斗争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立于完全不败之地。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思想的灵魂和脊髓,是坚持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又必须使革命分几个阶段来进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仅要下决心不断革命,还要依据革命的不同阶段,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制定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

在这个历史时期,根据这时期的特点,我们提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革命”的论点中心是人民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权,只能建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的形成和政党的建立与壮大,是要建立在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暴风雨式的群众革命运动中。我们支持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运动,帮助贫穷落后的国家,支持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侵略,因为这是发展民族经济、建立无产阶级队伍,进而建立领导着这个伟大阶级,进行革命的政党的必要手段。这是革命的初期阶段,而又必须经历的阶段。

殖民主义的崩溃,帝国主义的瓦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而也是前夜。贫穷落后的国家可以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控制而独立。但不能摆脱本身由于社会不合理分配,所造成贫富不均带来的两极分化。而这种分化就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民族经济的发展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队伍的必要条件,也是点燃这星星之火的火源。不可设想离开国家独立和民族经济的发展,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我们有别于机会主义,就是在于这个问题上。我们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的发展阶段论。从这个问题去理解这三句话(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对我们目前在外交上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道义上支持他们,经济上援助他们。他们正如主席对西哈诺亲王所说的“要军火,买,没有,送,可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革命”。我们是无代价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的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要励行国际主义义务,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可以这样说,支援从来是具有相互作用的,我们支援了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反过来,他们的斗争也支援了我们。南非的反种族歧视游击战争,中东的反霸权斗争,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东欧为摆脱苏联控制的革命斗争,印度支那的解放斗争都已连成一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套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拉紧。使美帝苏修及其仆从无法抽手来对付我们。不仅使我们能得到一个和平环境高速建设我们的国家工业、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生产事业,同时也使我们能顺利完成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揪出刘少奇、林彪一小撮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横扫社会一切牛鬼蛇神,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增强了国防力量。在此同时,由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而我们又把外交重心放在“黑朋友”、“小朋友”、“穷朋友”的身上,他们感激我们报答我们,我们虽然没有“白朋友”、“大朋友”、“富朋友”,可是我们并没有孤立。在我们进联合国问题上表决时,虽然大国声大势威,但无奈小朋友势众声亮,最后我们还是进了联合国,接着大国也登门来访。

几十年来我们都在学习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大家知道,认识与实践是相依存,而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始终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内部。世界没有矛盾,世界就止步不前,“乱”是矛盾的激化,“治”是矛盾的暂时在对立中的统一。“乱而治之”,不乱从何而治?世界不乱反动阶级就有可能维持局面,残酷的贪得无厌的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而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起来,无产阶级政党就会在无声无息中不是被分化、瓦解、收买、利用,便是变质,以致灭亡,这是反动阶级所希望的,而我们所不愿见的。

尼克松访华,主席和他见面时,用大部份的时间在谈哲学问题,季辛格和总理几次见面,除谈中国和世界上的大事外,也谈到哲学问题。他们和我们看法上不同是不奇怪的。季辛格在谈话中流露出美国有意放弃亚太地区的看法,对这问题应该一分为二来看。我们认为季辛格始终脱不了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范畴。他的基本观点有受它所维护的阶级利益的限制。因此他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解决当前国际上新的复杂形势下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季辛格同历代反动阶级的政治家一样只是一个冒险主义,而又是失败主义。尼克松和季辛格承认美国以往的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奉行的实力政策,在今天行不通,美国应该回到现实世界里,而不应继续涉足于干涉他国的主权和利益。季辛格本身提出保持势力均衡的论点,实际上是一种承认矛盾而又不积极寻求用斗争方式使矛盾在新条件下得到解决。相反的是用回避的态度来对待矛盾,其实这还是舵鸟政策。用回避矛盾来掩盖矛盾的存在。难道今天矛盾的存在只有在殖民地和被占领的土地上存在吗?而美国本身逃避得了吗?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的退却和整个新老殖民地主义的崩溃是形势所倾,非指望靠一两个政治家能扭转。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在这个时候抓紧时机,在不断揭露新老殖民主义的同时,坚持统一战线,包括对敌人内部的瓦解工作;坚持武装斗争,相信枪杆子出政权的伟大真理。坚持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一定可以弱国打败强国小国打败大国。最终取得政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我们都是做外交工作,我们一定要向全世界人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同时又要明确表明我们的态度,只要革命,我们一定支持到底。中国人说话算数,绝不会像美帝和苏修,丢掉患难与共的朋友,绝不会为自身利益与超级大国搞幕后交易,出卖朋友,更不会欺骗、敲诈、阴谋利用朋友,把朋友当替死鬼,换取自己不可告人的利益。

毛主席对印度支那的形势看得很清楚,对越南南方胜利解放后的形势也看得很清楚,主席说:“越南是一个庙堂四个方丈,施帛施粥是施主”。主席让越南大使告诉孙德胜、黎笋、范文同和武元甲,还有阮友寿、黄晋发,主席说:“反帝不反修,最后还要第二次革命”。这点他们能不能理解呢?很难说。大家一说起越南,总认为胡志明死后越南总是不行,这点主席一再说清楚了。越南同志是革命的,他们有苦衷要理解,别老说人家不革命,他们抗拒世界上号称最强的美帝国主义,付出民族牺牲,精神可钦,至于胜利以后,看发展再说。

老挝的形势很好……整个印度支那形势已经明朗化,曙光即在眼前。但印度支那三国解决以后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世界在发展,革命在前进,工作还很多,大家都要努力,要努力最主要的还是提高自己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才能跟上形势的需要和要求,所以今天就要特别谈一谈外交战线的“批林批孔”运动。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会议公报指出“全国人民要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批林批孔’,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外交战线因为所负的任务与其他战线不同,一些外交人员比较长时间都在国外工作,因此不能和国内的广大人民一样的要求和搞法,你总不能公开跑到纽约或巴黎的大街上去贴大使或外交部长的大字报,更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向外国的总统和部长提意见或重炮猛轰。因此,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处理。前一段时间外交部采取“回国取经,出国推广”、“自学为主,相互为帅”、“近传远教,巡回传经”、“适当集中,广为交流”等办法都取得很好的效果。今后要把不好的加以改进,把好的坚持下去。

今来只想对几个主要的问题,向大家做一个概要的说明,提出一些要求,是否得当,大家考虑一下:

一、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国古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将在外不受君命”,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君王之类的封建统治者,当然也不存在将在外受不受君命的事,但作为外交人员是不是因为在国外,就可以削弱或脱离党领导一元化的轨道呢?当然不行,何况今天不同数百年前,电报、电话、无线电传真、太空电讯、必要时飞机一搭,几个小时就回来,方便得很,何乐不用之呢?但在我们的同志中,却有一些思想上不这样想,他们强调工作的特殊性,而否定其普遍性。有的大使馆、领事馆、商业办事处,天天有电报,两天有信件电话来,谈的都是业务。党的干部醉心于业务,辨外交、做生意,比资产阶级外交家垄断资本家更热心。说起政治学习,搞运动好像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特别是东非、中非一些国家的使馆,有的甚至半年不学习,没有一份学习汇报,运动情况报告都没有。主席以往都强调过:“多请示、汇报、不要怕麻烦,必要可以回北京”。这不是单指工作上的联系,主要使我们的外交人员保持和中央连络,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并使广大外交人员跟上全国的步伐,在国外也一样投身到运动中去,提高觉悟,反帝防修,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红色外交人员。

前一段我们认为非洲国家的使馆建立的历史较长,基础较好,因此把重点放在欧美国家地区新建交国家的使馆人员的领导和教育,现在看来非全面抓好不可,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说抓又由谁来抓呢?这就要加强党对运动的一元化领导,中联部、外交部要抓,每一个大使、使馆党书记要抓,层层抓,贯到底。使馆要和国内各条战线各个单位一样,书记要过问,专人要负责,制定计划、成立领导小组、加强学习、经常汇报这四件事一起抓好、抓活、抓实。党组书记、首长再不肯抓,推责任,中联部中宣部请示中央派人代管,总之“外交有成绩,运动屈后进”的现象要立刻改变。这是作为今年外交战线头等大事来抓。

二、学习内容和运动的办法,中央七二年二月已有具体的规定,要坚持四不、五可、六要。不搞揪斗,不搞摆官,不贴大字报,不串连搞派性组织。可以送小字报,可以越级写检举信回国,可以面对面向首长提意见建议,可以互通学习心得联名提意见或越级汇报。重大问题可以打报告要求回国汇报,但对外要一致,遇事要注意调查,要服从指挥,要顾全整体利益,要维护国家尊严,要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闹意气用事,求大同,存小异,千万别做出任何“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同时又要在特殊环境里理解到一些同志的工作处境和身份,不能因大使为统战工作出席资本家的宴会,也当作受到资产阶级腐蚀来看。你们都是站在反帝反修斗争的第一线,要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要提高革命警戒性,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和策反阴谋。白相国革了几十年的命,没有给美蒋的炮弹打垮,却经不起化成美女的毒蛇,这是教训。当然白相国不单这问题,我们也希望他改正,也要希望他能继续工作,但关键在他自己。

我们派到国外的大使等负责人,大多数都经过几十年革命经验。经验丰富,责任重大,他们是代表主席、总理、朱老、代表中央,代表全国人民在国外和帝、修、反斗争,和世界革命人民一起闹革命,他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一经提出是会改正的,所以大家提意见要从善意出发,要允许人家有认识过程。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教育人不是整死人,这一点要明确。

陈楚的一份报告,大家都看了,从这报告中大家可以看出,首长们革命的劲头不弱,他提的那一句话很好,“身居闹市面对帝、修、反,我胸怀朝阳永远跟着党”。

最后谈谈办学习班的事,外交部和中宣部办了一个外交人员学习班,很有效果,几个驻西欧大使馆也办了学习班。外交部门办学习班,是把“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推向前的好办法,也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运动和业务两兼顾的办法,法国使馆提出“忙时自学为主,松时集中学习,领导定期有总结,辅导自学相辅”,这办法可以在学习班中加以发挥。

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和阿富汗解放组织史略

By | 2023-01-29

“王室民主”的年代

阿富汗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是创立于1966年的“进步青年组织”(PYO)。稍早于此,部分与统治精英关系可疑的知识分子已经建立了修正主义的、听从莫斯科指令的人民民主党。(达乌德亲王,是查希尔•沙赫国王的堂兄和阿富汗首相[1953-1963] 。因为他对后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持软弱立场,而被称为“红色亲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人民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和“旗帜派”领袖,因替达乌德充当线人并迎合达乌德的政治野心而臭名昭著)

阿富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特征。它正是在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背景下起步并成长的。当时正值苏联与中国的共产党之间发生了意识形态论战,随后是中国的文化大歌名。这两个政治事件对“进步青年组织”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可以说,“进步青年组织”的建立就是为了保卫和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塔拉基和卡尔迈勒领导的人民民主党。

时代的风吹拂着阿富汗斯坦的土地。1963年,达乌德从首相职位上辞职,查希尔•沙赫国王宣布实行立宪君主制。通过了 一部新宪法,并为人民留下了一部分言论和出版自由。利用松动的政治空气,“进步青年组织”建立了自己的喉舌——周刊《永恒火焰》(Sholai Jawaid ),主要介绍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并揭露人民民主党和苏联修正主义的阴谋。《永恒火焰》只出版了十一期就就被查禁了,但是它播下了革命思想的火种,俘获了成千上万进步知识分子和觉醒工人的心。

宽松的政治氛围同样被其他政治团体所利用。很快,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在喀布尔和其他大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在绝大多数政治活动中,存在着三股显著的政治潮流:火焰派(“进步青年组织”的成员、追随者和同情者,因机关报《永恒火焰》而得名),人民派和旗帜派(人民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因各自的刊物《人民》和《旗帜》而得名),还有兄弟会派(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后来更名为“穆斯林青年”,得名于他们的组织原型——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以数量论,在喀布尔参加火焰派集会的人远远超过了人民派和旗帜派,也几乎使兄弟会派相形见绌——他们只能利用一般民众对宗教的虔诚。

一开始,兄弟会派并未引起政治人士的注意,因为他们成员稀少,对知识分子也没有吸引力。但是兄弟会派用恶毒行为弥补他们的数量劣势,这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往大学女生和中学女生脸上泼酸(他们基于原教旨主义偏见,憎恶妇女在社会上出现,认为把妇女囚禁在房屋和后宫里才是对伊斯兰的完全虔敬)。他们的歹毒很快攀升到了残忍杀害世俗派知识分子的地步。兄弟会派在赫拉特和拉格曼都公然杀害了许多人。在喀布尔和其他城市,还揭露出许多他们暗中杀人的恶行。1972年六月,随着火焰派与兄弟会派在喀布尔大学的校园里爆发冲突,迎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潮。喀布尔大学是意识形态与政治争辩的舞台。兄弟会派根据他们的一贯秉性,带上了匕首和手枪。在这个非同一般的日子里,形势很快失去控制,赛达尔•索罕丹(Saydal Sokhandan),“青年进步组织”的杰出活动家和火焰派热情的宣讲者,被后来成为最邪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伊斯兰党”的领导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亲手杀害。(在抗苏战争时期,这种人在中情局的慷慨捐赠中占据了绝对的份额。像所有阿富汗原教旨主义政党一样,伊斯兰党在中情局武器和美元的滋养下,从一个虚弱的豺狼成长为嗜血的鬣狗,吞噬着阿富汗人民的血肉)(译注:《人民日报》在八十年代曾经以“阿富汗抵抗力量领导人”的称呼报道希克马蒂亚尔,称他和他的组织“得到广大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持。”2004年6月,11名在阿富汗的中国工人遭希克马蒂亚尔下属的武装袭击身亡。)许多其他火焰派成员受伤,其中有些人伤势严重。这种冲突让一般政治气氛变得更加极端,在“青年进步组织”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迫使他们反思其政策和方法。

在“火焰派”中普遍的批评在于,尽管《永恒火焰》所代表的政治潮流已经吸引了成千上万名热忱的阿富汗青年,但是“进步青年组织”的领导人还是无法利用这些信徒的的潜力动员占阿富汗人民总数90%的农民群众。“进步青年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活动范围很少扩展到城市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和有限数量的工人之外。正是基于这种反省,在70年代初,《永恒火焰》一系中的不同团体开始改正“进步青年组织”的错误,并在各个层面开辟了广泛的意识形态斗争。最深刻的批判来自阿富汗人民革命小组(后来扩大改名为阿富汗解放组织)。这些批判导致了“进步青年组织”解散为许多较小的革命团体。虽然在这些团体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但通常他们都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达乌德时代

1973年7月,“红色亲王”达乌德在人民民主党旗帜派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他身处国外的堂弟。达乌德宣布阿富汗为共和国,并自任总统。他的那些旗帜派盟友们都占据了政府中的高位。但是旗帜派和他们的俄国主子都低估了达乌德的自主性与顽固性。由于旗帜派一年多的举措失当,也由于他们总是秘密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做事,达乌德开除了一切占据关键职位的旗帜派成员。这迫使莫斯科开始用心暗中插手阿富汗的武装力量。在达乌德任总统的五年间,由于“进步青年组织”的成员和追随者没能团结在一起,革命运动陷入停滞状态。“阿富汗人民革命组织”是其中少有的组织良好、目标明确的革命组织。它十分重视(事后来看,或许过于重视了)扎根于农村的必要性,大多数干部和活动家都把工作转移到农村地区。

1977年,人民民主党两个派别,人民派和旗帜派,在莫斯科的严厉命令下终于合并了。这是为了执行克里姆林宫制定的、仿照英国殖民主义“前进政策”的战略计划。达乌德与他的克里姆林宫支持者的关系变得冷却了,他转向西方,寻求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的帮助。他修复了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达乌德曾长期热衷于“普什图斯坦”的外交争端),并访问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征求财政援助。达乌德的转向太突然了,令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们惊慌失措,他们认为应该毫不犹豫地发起一次决定性地反击。(不久前,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和索马里的西亚德•巴雷突然驱逐俄国人的行为让克林姆林宫刻骨铭心)。1978年4月,克格勃设计暗杀了旗帜派领袖米尔•阿克巴尔•海勃尔(译者注:苏联方面和卡尔迈勒后来认为暗杀主导者是阿明),并且让他的葬礼成了展现人民民主党统一力量的舞台。这是为了激起达乌德对人民民主党的镇压。傲慢自大的达乌德上了圈套,结果触发了克格勃间谍在关键部队和空军所引领的武装反抗。“光荣的四月革命”开始了。1978年4月28日,血腥的政变导致达乌德及其全家被杀,另有估计7000名军人和平民死伤。塔拉基当上了总统和总理, 卡尔迈勒当上了副总理。在这时,阿富汗的革命组织并不是一个被合法承认的政治力量,但是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势力,人民民主党是卖国者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火焰派不断反复强调,真正需要的是在与外国主子及其走狗不屈不挠地的斗争中,得到有良知、有头脑的爱国者的承认。

四月革命

无论是阿富汗人民,还是阿富汗的革命团体,都不会为达乌德的倒台而惋惜。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一切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进步青年组织”的政治后继者——迅速地、坚决地、一致地谴责这一血腥的政变,呼吁人民团结起来,防止祖国落入卖国的人民民主党和他们俄国主子们的手中。这一及时而清晰的回应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做出的:所有站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立场上的个人或团体都完全相信,人民派和旗帜派都是苏联修正主义的走狗。他们唯一的角色和使命,就是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幌子下把祖国卖给苏联,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苏联在阿富汗的利益。在“四月革命”后不久,噩梦般的恐怖统治就降临在一般群众和尤其是异议知识分子的头上。对个人和群体的任意逮捕,对可疑分子的酷刑,还有对所有“反革命分子”的大规模处决。偏执而疯狂的克格勃特工和歇斯底里的政府官员让毫无理由的逮捕变成了家常便饭,没有人能幸免。对于人民派来说(他们在与旗帜派的斗争中赢得了上风,在苏联大使亚历山大•普扎诺夫的支持下,卡尔迈勒和他的一些重要追随者被放逐国外,另一些人则被送进监狱),任何人只要对苏联和“四月革命”说一句坏话就是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所有反革命分子都是“火焰派”(如果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和世俗的)或“兄弟会派”(如果他们是文盲,是粗人的或是对宗教虔诚的人)。在这两种分类当中,“火焰派”遭到了更严厉和残忍的对待,因为他们是“自觉的敌人”,具有预定的政治动机,对抗和仇恨“四月革命的光辉成就”;而不像“无知的敌人“,他们反对”四月革命“只是出于不假思索的宗教狂热。不单单在言辞上,人民民主党政权更是在在实践中中直接对抗群众的宗教虔诚,误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基础。所有这些都是以“民主革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和“推翻人对人的剥削”的名义进行的。所有为工人,被剥削阶级和劳苦群众所崇敬的概念,都被亵渎和卑鄙地盗用了,成了表示恐怖,背叛和“红色恶棍”的同义词。这些以“革命”之名实施的劣行,对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形象,对真正的革命概念,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

由于普遍的恐怖,沮丧和悲情气氛,由于预见到更加严峻、更加残酷的未来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团体开始重新聚拢在一起,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统一。但总体来说,这种统一没有什么实际结果。然而,每一个革命小组,由于面临同样的残酷处境,变得更加组织化、更加马克思主义化。每个组织都以自己的方式,根据其可用的手段和力量, 参与了越来越深入和广泛发展的爱国斗争。1979年8月5日,阿富汗人民革命组织(阿富汗解放组织的前身)与一些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在统一战线上的基础上合作参加了在喀布尔的Bala Hissar驻军的武装起义(被普遍称为为bala Hissar暴动)。这场暴动被当局野蛮镇压,许多革命组织干部在战斗中丧生,在酷刑下死亡或被关入死牢。阿富汗的马克思主义圈子仍然在争论,革命组织在与伊斯兰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和武装暴动的政策和路线是否正确。但正如一份阿解组织文件所指出的,8月5日的暴动表明,马克思主义爱国者没有在第一线的战斗上退缩,当人民的安全和祖国的独立受到威胁时,火焰派与人民派和旗帜派等修正主义叛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毅然投入了尸山血海的斗争。

对于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来说,一个预先的结论在于,由于人民对现有政权的彻底拒斥,由于该政权在各个方面治理措施的日益失败,苏联一定会出手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正如预想的那样,人民民主党政权很快就堕落成了一群党棍大佬争权夺利的舞台。苏联大使和资深间谍头子普扎诺夫充当了他们的恩主和裁判。 人民派的阿明,塔拉基那狂妄自大和不择手段的副手,很快就带领人民派击败了旗帜派,放逐了那些旗帜派要人。其中有些人被交给可怕的、“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机关AGSA“以供调查”。不久之后,他又戏剧性地与他的导师塔拉基翻脸了,其中场景简直令人联想到纽约黑手党的复仇——在总统府,当着苏联大使的面发生了枪击。苏联教父按照克林姆林宫的指令,默许塔拉基除掉桀骜不驯的阿明。但计划失败了,阿明毫发无损地逃生,不过他值得信赖的助手达鲁德•塔隆却遇害了。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阿明立即逮捕了塔拉基并剥夺了他所有的官方头衔。几天后,“伟大的领袖”、“东方的天才”塔拉基,就死于他“忠实的学生”和“虔诚的门徒”阿明之手。阿明现在坐上了权力宝座,他虽然不吝辞色地赞美苏联,但苏联人并没有被他愚弄。他挫败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瓦解了苏联老手在阿富汗的政治阴谋,使莫斯科相当尴尬。但是莫斯科虽然被将了一军,手里还有其他备胎。从前那些被驱逐到不同国家当大使的旗帜派大佬们很快收到了新的命令。 1979年12月27日,卡尔迈勒在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广播电台宣布:“光荣的四月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天,阿明在喀布尔的宫殿里被俄罗斯卫兵杀害,卡尔迈勒在苏联军队“有限力量”的护送下,坐在坦克的炮管上回到了阿富汗。先前为达乌德亲王充当过线人、为克格勃当过密探的人,现在坐上了阿富汗领导人的宝座。

抗苏战争

最艰难的时代来临了。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的家园被一个外国侵略者占领,一个受人鄙夷的卖国集团在枪炮下被强加为他们的统治者。人民迅速武装起来,哪怕常常手中只有厨刀或生锈的19世纪的火枪。对于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而言,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时刻。一个完全新生的、尚不成熟的运动,要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下对抗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大国,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阿富汗是一个仍然处于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当中的、落后的农业经济的国家,文盲率超过90%。人民对宗教有深沉的依恋。然而,这个民族心目中的神圣主权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肆意背叛,这个国家的领土遭到了列宁所建国家的粗暴侵犯。社会帝国主义深深伤害了阿富汗人民的感情。对他们荣誉和全部世界观的侮辱,都被概括为对他们宗教信仰的侮辱。群众高声要求无神论“共产主义”叛徒们血债血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运革命动被期待履行其历史使命。

阿富汗是多个不同民族的家园。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阿富汗尚未完全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阻碍阿富汗人民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迫使他们把伊斯兰信仰作为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民族的统一性的代表,在历史逆境中尤其如此。随着人民民主党的上台,特别是在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之后,圣战的呼声就开始在该国平原和山谷的所有角落回响。就像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反抗英国人一样,这是一个在精神和物质上勉强离开中世纪的民族,所能够表达出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抗战的需要。只有圣战才能提供一个强大的理由,一个简明的可理解的意识形态的解释,说明牺牲生命和肢体的必要性,使人民团结起来对抗卖国贼和他们的外国主子。亲苏政变和苏联入侵后,在杰哈德的喧嚣中,以贩卖信仰为业的原教旨主义者发了一笔横财。

在达乌德的动荡时代里,兄弟会派曾经进行过一次夺权的豪赌。他们的行为是愚蠢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阿富汗社会群体支持他们在拉格曼和潘杰希尔蹩脚的暴动。他们的大多数领导人被逮捕并进入监狱,另一些领导人在邻国巴基斯坦避难,他们向阿里•布托政府的情报机构提供服务。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西方帝国主义醒悟过来,他们发现在在越南的耻辱失败后,这是个反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绝佳机会。他们重新露面,并在一夜之间成为领导人。命运女神向他们微笑,世俗派的布托被齐亚哈克推翻,美国的武器和货币,阿拉伯产油国的赞助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在受欢迎的反苏宗教情绪的高潮里水涨船高。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这位杀害赛达尔•索罕丹的凶手,由于他的政治敏锐,残酷和不择手段,成了战争中的明星。他没有忘记旧的仇恨。他宣布,火焰派作为真正的革命者,是“主要敌人”,危险性远在人民派和旗帜派之上。用一位阿富汗革命作家的话来说:

“阿富汗的革命运动不仅针对苏联侵略者。轮到杀害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时候,伊朗的霍梅尼政权、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与喀布尔傀儡政权和俄国人,都自动站在了一起,铲除革命者在群众中的基础。我们刚刚起步的革命运动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

在塔拉基和阿明时代和后来的卡尔迈勒、纳吉布拉时代里,数百名阿富汗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在喀布尔的Pol-i-Charkhy被处决。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又有数百人被兄弟会派围捕。哈德(Khad,克格勃的阿富汗分支)有一个特别部门,专门负责消灭所有火焰派组织。火焰派在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一方面,他们有义务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无论是圣战还是抗战,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一边打击克格勃的情况下反击兄弟会派。阿富汗解放组织(前阿富汗人民革命集团)和阿富汗人民解放组织(SAMA)是积极和切实参与抵抗战争的两个革命组织。SAMA甚至有自己的解放区。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火焰派有这样强的存在感,这是许多兄弟会派所不希望的。伊斯兰主义者不会放过任何落在他们手中的火焰派,不遗余力地杀害革命运动的优秀同志。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是猎杀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最凶残的组织。许多勇敢的革命者和许多坚定的爱国者都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政治和后勤基地被枪杀或失踪。法伊兹•艾哈迈德是阿富汗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元老人物,阿富汗人民革命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人,随后又是阿富汗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他被叛徒移交给伊斯兰党,随即遇害。数十名其他ALO干部和同志也被暗杀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SAMA领导人Qayum Rahbar教授在白沙瓦被伊斯兰党的人枪杀,虽然SAMA – 由于自己的原因 – 没有记录这一事实。在俄罗斯多年的占领期间(讽刺的是,与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时代相符),阿富汗原教旨主义政党在齐亚哈克政权支持下享有高度特权地位。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情报机构,警察和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者的资源都能随时供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使用,因此,阿富汗革命派和世俗爱国者处于无处避难的绝境,甚至巴基斯坦方面的一小部分支援都得不到。他们也得不到国际媒体的任何承认和报道。领导人,随后又是阿富汗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他被叛徒移交给伊斯兰党,随即遇害。数十名其他ALO干部和同志也被暗杀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SAMA领导人Qayum Rahbar教授在白沙瓦被伊斯兰党的人枪杀,虽然SAMA – 由于自己的原因 – 没有记录这一事实。在俄罗斯多年的占领期间(讽刺的是,与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时代相符),阿富汗原教旨主义政党在齐亚哈克政权支持下享有高度特权地位。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情报机构,警察和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者的资源都能随时供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使用,因此,阿富汗革命派和世俗爱国者处于无处避难的绝境,甚至巴基斯坦方面的一小部分支援都得不到。他们也得不到国际媒体的任何承认和报道。

至今

阿富汗鲜为人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从来自左右两边的打击中存活下来,表现出了坚毅的韧性。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和绝对多数的干部和老成员都被旗帜派、人民派或兄弟会派摧毁。然而,透过历史的命运,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是有生机的,是不朽的。多年抵抗强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敌人迫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采取适应情况的战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民抵抗苏联侵略战争的贡献的表现在,火焰派和永恒火焰的名字没有在伊斯兰战争中被淹没,即便伊斯兰主义者反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威望得到加强,因为他们积极地参与战斗的前线,如在军事上被公认的勇敢,在政治分析中表现出的洞察力和辨别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集团和组织与傀儡政权的不可调和(尽管出现了一些叛逆和投机的因素)极大地促进了革命者在群众之间的声望的增长,以及诚实的伊斯兰反对派的尊重。一个非常正统的穆斯林同胞曾经说:“我一直抵触火焰派,但是我一刻也不会怀疑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抵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已经结束,阿富汗人民可以正当地宣称胜利。社会帝国主义已经被送到它在历史垃圾箱中的正确位置,西方帝国主义必然迟早会跟随。但是,阿富汗人民历史上的不幸,在于社会帝国主义遭到打击后,它现在必须反对狂热的原教旨主义。与抵抗社会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一样,阿富汗解放组织将继续站在与原教旨主义野兽的战斗的最前沿。

阿富汗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无数的不足之处的困扰,其中最主要的是理论模糊和和组织混乱,在其政治意识传播中也受到严重限制。但它在战斗活动和群众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阿富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与武装敌人战斗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果革命的阿富汗马克思主义者有可能将这种战斗经验与对阿富汗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理解结合起来,同时增加其成员和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洗刷因社会帝国主义傀儡而玷污了的马列主义的声名,历史将会见证阿富汗政坛上所发生的的巨大变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当代阿富汗野蛮统治的残虐之深和破坏之广,在当代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阿富汗人民的道德和物质造成的破坏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当下,世界在阿富汗所目睹的是极端反动的宗教法西斯主义,是大规模的性别隔离、种族隔离和原教旨主义。面对前所未有的中世纪暴政,真正的阿富汗共产主义者应当表现出履行历史使命的恢复精神和英雄主义和信念,以使国家和人民从当前的地狱中解脱出来,使饥饿的群众走向一个没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世界。这一点足以确保清扫当前的政治怪物。阿富汗解放组织在历史的长河中,将永远不会缺席。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

By | 2022-11-20

这是毛泽东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二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1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2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三百万。一百二十万在西藏,一百八十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一百八十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一百八十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

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3。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4,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5。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6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7。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8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9,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见本卷第46页注[4]。
  2.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3.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驻台湾美军士兵雷诺将路过美军住宅的中国人刘自然枪杀。二十三日,雷诺被美军顾问团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二十四日,台北等地数万民众举行反美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凶手。示威群众冲击并捣毁美国驻台“大使馆”和新闻处,包围美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和台北市警察局。
  4. 见本卷第23页注[2]。
  5. 指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为使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条约生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6. 杜勒斯,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任美国国务卿。
  7.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ˉ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8. 金、马、台、澎,指金门、马祖、台湾和澎湖。
  9. 参见本卷第24页注[5]。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By | 2022-02-12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根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刊印

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2;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3;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4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5,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6,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7,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8。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二十四万亩,有的说四十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9。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10,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11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12,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六十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决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13。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地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14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15,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像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16,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17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十五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末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一九五七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18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1. 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2.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
  3.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评〈海瑞罢官〉》。
  4. 《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海瑞谈到“清官戏”》。
  5. 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6. 《海瑞罢官》单行本前的内容介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七页。
  7. 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五页。
  8. 吴晗:《海瑞罢官》序,单行本第Ⅵ页。
  9. 《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了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搞投献的例子,明显地反映出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摘录如下:“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赀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此亦可见当时献产恶习。”(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七月版,七二一页)。
  10. 《被论自陈不职疏》,见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的《海瑞集》。下引海瑞言论均据此书,不另注明。
  11. 《明律集解》,卷五。
  12.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一五五页。
  13. 如一四五○年(景泰元年),黄萧养领导的盛大农民起义队伍包围了广州城,断绝了城内外交通。攻势凌厉,地主阶级的军队“战辄败”。这时封建皇朝见武装镇压失败,就派了当时有名的“清官”杨信民去,杨一到,立刻用软的一手“多方招抚”,做了许多欺骗、分化、软化工作,农民起义军被“清官”迷惑,“不敢伤”,放松了武装斗争。接着董兴调集两广江西的大批地主军队来到,对农民和农民军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起义失败,黄萧养也中箭牺牲。事见《明史》中《杨信民列传》及《董兴列传》。
  14.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第一五二页。
  15. 《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执笔,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年四月出版。此剧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一年演出时,《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都曾发表评论文章加以赞扬。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及十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及《文汇报》分别发表《〈海瑞上本〉中的海瑞形象》及《试评周信芳的新作〈海瑞上疏〉》二文。一九六一年春节重新上演时,《解放日报》在二月十一日又发表《杂谈京剧〈海瑞上疏〉》一文。
  16. 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九页及第三十五页。
  17. 《明史?徐阶列传》。
  18. 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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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贯彻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的报告的批示的通知(概要)

By | 2022-02-0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员姚文元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自己最近除学习中央指定的经典著作外,还很粗浅地读了一点历史和自然科学,想逐步改进自己知识贫乏的状况。”“赫胥黎为达尔文主义奋斗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比严译《天演论》好看多了,由于倾注全力证明人的老祖宗是猿,曾引起神学家们的狂叫怒骂。他用的方法是解剖学的比较方法,一当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就显得论据不足了。他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觉的能动性以及这种能动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个问题,他只回答了一半。此书在普及达尔文学说上有特殊的功劳。一种新的进步的学说要普及,不经过这种剧烈的批判,大约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于1970年12月29日在姚的报告上批示道:“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国高、中级在职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这个通知稿下发前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发。”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By | 2022-01-18

毛:(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会场,毛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都是年轻人!(毛同黄作珍握手)你叫黄作珍?我还不认识,没有打死?

江青:好久不见了。

毛: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聂元梓: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是与农科院。他们骂我们是老保。

毛: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互相打了。

毛: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不到三万人。

毛: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

谢:他的二把手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

林彪:来嘛!

谢: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

毛:坐下,坐下。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窠”。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四·一四、(师大井冈山)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说没有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窠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没有。

毛: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

谢: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姚文元:有可能。

毛: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很会出主意啊,是个谋士啊,是不是韩信的后代?

康生:听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康:不是你说得那样吧!

毛: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团是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与了,你(指韩),蒯大富都有份。

韩:我也参加了。

江: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

毛: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败家子。

毛: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那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北大井冈山头头之一)。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青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还不是……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我不是哲学家。

江:她是老佛爷。

毛: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
的。

林: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遵义会议的时候,跟××辩论,他问我“孙子兵法”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是什么题目,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望一遍。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就是兵法。这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亏了。学外文要赶年青的时候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分别问了每人,王大宾学俄文)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韩:主席,文化革命完了,就叫我当兵去吧。

毛: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干什么?当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算什么知识分子啊?算土包子。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一年半。

毛:你家是什么成份?

黄:算下中农。

毛: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

温:三年。

毛:你家是什么成份?

温:算贫农。

毛: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那么点学问,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

林:黄埔军校有个×××,蒋介石奖他一只表,后来在南京,打仗就是不行。

叶: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在世界上不被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在南京军事学院,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斗批走也是办法,是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现在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不要办,但要改变方法。学文学的要写点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听说天派是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才弄出几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公安部只留下几十人,其余办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的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用个小战斗队的名义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究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提出打倒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你们那点材料我看了,赵桂林怎么反革命呢?聂元梓,侯汉清你们还没有提反革命吧?

聂:他们在社会上搞了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

毛:我们这些人诬蔑些也不要紧。牛辉林的纲也上得不好(北大井冈山的头头之一),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吧?鞍钢有个审讯侦缉的案子,由群众办,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由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个人不认识几个人,就根据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说一不要杀,二不要判刑太长,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过去也关禁闭,现在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禁闭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人家想逃,你抓回来干啥?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抓,不关禁闭,反而比过去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里抓了人就当俘虏,逼供信,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我看知识分子是不文明,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他们就不抓逃兵,不关禁闭。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街”,但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值得,损失最小。

周: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方法。

周: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厂串连,人家欢迎你们,就没有打你们。

毛:让他们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去的嘛。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工人阶级专政,专你们学校里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知名人士,你们要专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司令在内。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林: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还说什么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北航开什么国防系统会议,开了没有?

韩:一吓没敢开。

周: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我为啥子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群众就不要打内战。

林: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
旧计重用。

韩: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康: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毛: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韩: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

毛:你们对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三岁嘛!

江: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谢:是江青同志。

江:对师大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们做得出来!我听了就要流泪。他几百个、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我错了。

毛: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能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青人。绞死我,我不怕别人油炸,北大井冈山说要油炸江青。

姚:油炸也只是说一说。

毛:还有什么绞死蒯大富。

谢:牛辉林不好。

江: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点发言权没有?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了起来。我说过四·一四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是它是群众组织啊!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绞死就绞死,要油炸就油炸好了,我们都是一同患难过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治国平天下?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

毛:可以不提了。“杀牛、宰猴、火炖羊肉”。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例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叶群:是伊林、涤西吧。

毛:此外,北外六·一六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也是我叫抓的,但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玩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周、姚:不好,她的父母很坏,与伍修权搞在一块。

江: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但他们是群众组织。

毛:他们几千人是搞不掉的。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搞不掉。有坏人自己揪,“杀牛、宰猴、炖羊肉”不要再提了。牛可耕田,猴宰它干什么?

江:我们对你们是有政治责任的。在政治上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你那下山的人都靠不住。你那井冈山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犯过很多错误。你们初犯,也怪不得你们。

江:樊立勤怎么样?

聂:没搞他,他和彭言反革命集团搞在一起。

毛: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候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是研究生,他父亲在六三年投机倒把。

江:最坏的不是他们,他们是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里边有坏人,外围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毛:这作风不好。你们今天来了两个地派两个天派。地派支持清华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天派的保护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清楚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作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护着你们,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谢: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于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首都大专院校的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对我帮助很大。

毛: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一场大雨,就把打倒的大标语吹了。

毛:小孩子搞大字报纸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哩。中国人有个好处,有意见他要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砸三旧派在串连,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笑了。蒯一边哭一边告状,说清华告急,黑手操纵工人进清华镇压学生,是大阴谋。)

毛:你叫黄作珍,那里人?

黄:江西×都人。

毛: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姚: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周:去年开始。

毛: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江:败家子。

毛: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他们忙啊!

周: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不要分派了。

江: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教改搞不上去。

毛: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吗。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马克思搞哲学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你说创造党就这么容易?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普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一个拉萨尔,布朗基的所谓报告,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但要删繁就简。

姚: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算我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现在是搞武斗。

毛: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聂元梓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的麻烦没有?

谭: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陈: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起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陈: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不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失了街亭,打了败仗。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邰剩了个马。

叶群:那是失街亭。

林: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毛: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毛: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蒯报告,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谢:革命的井冈山!

江:不要把我搞得爱莫能助。

毛: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有。

毛: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武斗这么多天,工人敲锣打鼓来,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大多数学生,脱离你们自己人。说你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德: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头头)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江: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毛: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林彪同志刚才不是讲了嘛!他的学问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军校学来的?黄永胜同志学了一年半,温玉成学了三年还是幸运的。温玉成,你是长岗人,也就认得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槽里怎么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

江: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井冈山统统到人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区别,分别对待。

韩: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剧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有毛泽东思想。

毛: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聂元梓,以她的哥哥、妹妹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聂元素我不清楚,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妹妹联系起来呢?

周: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毛: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韩爱晶过去就是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周: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江: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姚: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是悲观主义。

韩:一次总不能胜利,肯定有曲折,按辩证法。

毛: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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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By | 2021-03-02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 * *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地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无数次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一九五○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同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

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胆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 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另一次重大的斗争,即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曾经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一些”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并且再一次地提出了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毛主席就两个青年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文章指出:

“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 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毛主席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之后,以陆定一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四年到现在,十二年过去了,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还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判。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欠帐总是要还的。解放以后一直没有被批判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对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一定要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受到彻底的清算。革命群众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这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它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国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灵,来为垂死的蒋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宫秘史》。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他曾经编辑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黄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写出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丝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的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某几个副部长,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对这样一部极其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如此垂青,把它誉之为”爱国主义”的影片,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

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歌颂为”爱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完全是一副极端可耻的恐帝、崇帝、亲帝的奴才面孔。

影片对所谓英、美、德、俄、日、法、意、奥”八国联军”的帝国主义侵略害怕得要死,在影片中大肆宣扬恐帝思想。叫嚷什么”中国从甲午之战以后,财力亏损,兵力单薄,……众寡不敌,强弱悬殊”,”外衅必不可开”。大臣许景澄被帝国主义吓得放声大哭。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野兽面前,革命的人民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但是在电影的作者及其歌颂者们看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除了举手投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赤裸裸的民族投降主义,十足的亡国奴论调!

与此同时,影片又大肆宣扬崇帝、亲帝思想,极力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公开贩卖卖国主义理论。作者公然通过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之口,欢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什么”各国一定会原谅皇上”,”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大臣孙家鼐也声称:”东西各国的使臣,也都向着皇上。”如果对照一下当时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看出,影片所宣扬的论调同帝国主义所宣扬的论调简直是同出一辙。例如沙皇俄国就欺骗国内人民说:它”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列宁早在一九○○年写的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的战争》中,就无情地驳斥了侵略者的这种反革命论调。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种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1)]同样,对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倡的所谓”爱国主义”(即彻底的卖国主义),也是我们所必须坚决反对的。

影片宣扬的欢迎帝国主义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卖国主义理论,同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是一路货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操着当年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同一个腔调,在《白皮书》里大谈什么美国如何”关心”中国,把侵略说成”友谊”。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中,早已对这种反革命的强盗逻辑,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毛主席指出:将侵略说成”友谊”,是”美国老爷的逻辑”。但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帝国主义害怕得要命。他们幻想同帝国主义妥协,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 谅解”和”帮助”,他们对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极端不满,他们大肆吹捧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实际上是公开抗拒毛主席对艾奇逊《白皮书》的批判,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

十分明显,在全国解放前夕,反动的电影公司和反动文人所以要制作这种宣扬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影片,就是要通过电影制造反动舆论,公开鼓吹依靠美帝国主义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处于崩溃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出谋划策。影片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迎合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企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口头挂着”反帝”招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样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 影片,不正是暴露了他们假反帝、真投降的真面目吗?他们爱的是什么国?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而不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祖国。他们所歌颂的”爱国主义”,正是全国革命人民所要打倒的卖国主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这决不是偶然的。他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绝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我们丢掉幻想,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他却大肆散布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和平幻想,公然在报上发表文章,感谢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所谓”帮助”,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还欺骗人民,说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转变”,”一切政治问题要和平解决”。毛主席说:敌人在磨刀了,我们也要磨刀。他却要人民交出自己手里的武装。他大肆宣扬卖国主义理论,认贼作父,心甘情愿地要去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说什么:”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买办就是买办,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什么”红色买办”!全是骗人的鬼话。在这种早就想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卑鄙无耻的奴才思想的支配下,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成了最适合他们口味的影片。因为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所宣扬的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理论,恰恰反映了他们热衷于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卖国心理!(⑴⑵)

“心有灵犀一点通”。影片里光绪皇帝望湖兴叹的一句诗,正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光绪、珍妃之流心心相印的写照。在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六十多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生了共鸣,这就是他们要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2)]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北方,无论是城市或者乡村,到处都有义和团在进行革命活动。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内,义和团就设坛八百余所,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天都有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在操练。

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各种标语,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决心: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

一九○○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熊,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

当帝国主义侵略军疯狂镇压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的革命群众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同以洋枪、洋炮武装的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搏斗,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革命战斗精神。在著名的”廊房阻击战”中,英国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一千五百多人的联军,被义和团”直逼火车,持矛猛触”,死伤将近一半,最后狼狈地逃回天津。后来西摩尔胆战心惊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同侵略军进行肉搏战,在火车站一仗,就把一支二千人的俄国侵略军,打死打伤了五百多名。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此次天津华军与西兵苦战月余,西人咸谓如此死战,实为从来所未见”。在杨村的战斗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被义和团战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国主义侵略军一听到义和团的军号声,就惶恐万状,惊呼:”闻此声,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

“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的欢,一个心,杀洋官。”

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头子瓦德西为此向德皇威廉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热情歌颂的。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曾经一再高度评价和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英雄业绩,他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毛主席指出:义和团战争是反抗压迫者的义战,它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的革命战争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3)];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4)]”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5)]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描写为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地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

影片及其歌颂者对义和团的这种恶毒污蔑同帝国主义者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美帝国主义头目艾奇逊就在《白皮书》中咒骂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是”拳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御用学者也大肆攻击义和团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是”没有理性的行动”,是杀人放火的”拳匪”。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真正的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据帝国主义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自供: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文明,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军队在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民间百姓的财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封建皇帝的宝库颐和园所贮藏的历朝文物,被侵略者用骆驼运至天津,累月不尽。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其中包括《永乐大典》,都被帝国主义烧抢殆尽。瓦德西还供称:”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义和团的屠杀和镇压,更是惨无人道。

列宁曾经怀着满腔的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行。他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6)]而影片及其歌颂者却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化为文明的使者,把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英勇不屈的义和团污蔑为”野蛮的骚乱”。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的哲学。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的战斗口号是:”杀洋人,灭赃官。”当时流传的歌谣说:”砍洋头,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先夺洋鬼头,后把贪官揍”。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恨之入骨。一九○○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义和团时常抓住一些罪恶昭著的官吏,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官吏,强迫他们到拳坛去叩头焚表,罪大恶极的官吏就被杀掉。

但是,影片却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赵舒翘之口说:”请老佛爷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慈禧太后听了,欣然采纳。就这样把义和团污蔑为慈禧太后的一党,可谓恶毒之极。

在一个短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采取了欺骗、软化的政策,这个政策一度发生了作用,义和团的一部分成员受了蒙蔽,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有些组织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7)]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当时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把义和团污蔑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抗清”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在”扶清灭洋”的口号出现之后,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还制定”攻打北京”的计划,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肆污蔑和攻击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他们对义和团革命群众的污蔑和攻击,反映了阶级敌人对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阶级敌人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唱着同一个调子,为一部反对中国革命,侮辱革命群众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拍手叫好。他们这样做,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为什么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抱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上,早已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全国解放以后,这种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怎样对待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这个分歧的一个爆发点,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在这次交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个电影的评价问题上,各自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赞美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反动影片,其目的是为了请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企图借用它们的名字、口号和服装,在中国宣扬资本主义。

影片歌颂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和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开始分化出来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革命风暴和亡国大祸的威胁下,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办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戊戌变法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网罗,在解放思想上起了一些启蒙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来是承认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决不是无原则地对戊戌变法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歌功颂德。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改良主义的目的,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人民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旧事物的质。他们所幻想的只是以渐变的形式,使地主经济逶迤曲折地改变为半地主、半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并企图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所以,改良主义即使在当时也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十九世纪的末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即企图用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的办法通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条虚伪的、行不通的反动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维新改良的历史条件。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却恰好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幻想投靠帝国主义,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他们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而根本谈不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另一条道路是广大群众起来,用武装斗争的办法进行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道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我自横刀向天笑”。戊戌变法运动最悲壮的一幕是一个勇敢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之死,他的死宣告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夭折,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却还在鼓吹早已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极力宣扬”如果要中国富强,必须要维新变法!”还通过光绪皇帝之口,大肆赞扬维新变法,把改良主义吹得天花乱坠,什么”明治维新”,什么”变法上谕”,什么”中国这样改革起来,不到三十年,就可成为世界上最最富强的国家啦!”等等。这是疯狂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呼喊,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呼喊,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呼喊,革命人民是决不允许的!

影片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光绪皇帝,捧到了九天之上。说他”为了国家,为了百姓”,”用尽了心机,受尽了闲气”,”只要国事有办法””身体倒不在乎”。

特别恶毒的是,影片在大肆吹捧帝王将相和美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丑化劳动人民,把群众污蔑为”群氓”。在电影的末场,作者通过被歪曲、被丑化了的村民、村妇的形象,大肆美化光绪皇帝,称颂光绪皇帝是个”好皇帝”,”他是帮我们老百姓的”,”我们都惦着皇上呢!”村民、村妇把鸡蛋、饽饽”献给”光绪皇帝吃。临别时,”民众夹道跪送”。影片还污蔑说什么”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容易满足的”。难道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恭顺服从、卑贱丑陋的群氓吗?绝对不许污蔑劳动人民!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歌颂这部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恰恰暴露了他们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获得革命胜利之后,当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亲自为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作了总结,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之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然还把这部大肆歌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作为”爱国主义”影片,不加批判地在各地大量放映,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9)]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视历史事实,无视毛主席的警告,仍然借着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美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美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美化资产阶级共和国,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所以全力歌颂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就是因为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影片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工具。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通过古人来赞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并利用这部影片来迷惑群众,来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竟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资产阶级要从人民的手中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要摘桃子。他们要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来摘桃子的人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⑵⑶)”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08页。

(2)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6页。

(6)《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35-336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页。

(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4-1476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8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