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⁵，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⁶，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⁷，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⁸。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二十四万亩，有的说四十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⁹。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¹⁰，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¹¹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¹²，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一六四四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六十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决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¹³。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地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¹⁴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¹⁵，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像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¹⁶，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¹⁷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十五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末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一九五七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¹⁸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它用这种文字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印过十二种不同的版本。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发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有法译本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现在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国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60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论述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促了，我们来不及做这件工作。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年12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在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比其它任何人都更应受到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感谢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就更谈不上对《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下面这一点。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本身的前面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的，这个同盟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一个秘密的团体。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1848年1月用德文写成，并在2月24日的法国革命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同时也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中等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些成员被逮捕，并且在经过18个月监禁之后于1852年10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从10月4日一直继续到11月12日；被捕者中有7人被判处了3-6年的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他对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充满信心。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为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数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去年在斯旺西，工联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台。从1850年起，德文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损害原意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文本约于1863年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钟声》印刷所出版；由英勇无畏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于1882年也在日内瓦出版。新的丹麦文译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1886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有人根据这个译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1886年在马德里发表。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12个。亚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做自己的作品。关于用其它文字出版的其它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的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拋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引录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

本版译文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赛米尔·穆尔先生翻译的。我同他一起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了一些有关历史情况的注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1月30日于伦敦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以来，又需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本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译本，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年1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首先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供给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这种发展通过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自耕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么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必须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党宣言》。

随后又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细心一点，他是能够译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着，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埃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奇怪的事。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亚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着。 经作者认可的英译本， 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定并加注，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东中央区弗利特街185号。 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以后它就被那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台去了，最后，由于1852年11月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刑，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随着与二月革命相联系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台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连巴枯宁和无政府派也不能不承认。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族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1887年在斯温西，工联的代表大会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因此，《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拋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9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呵！

弗·恩格斯
1890年5月1日于伦敦

从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党宣言》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愈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 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 而且从10年前上一版问世以来确实已有这种发展，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俄罗斯的波兰，会议桌上的波兰，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俄国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亚速海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它地方；波兰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竞争对手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他们虽然拚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却要求实行对付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种害处，即对波兰工厂主和俄国政府的害处，则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的迅速传播和对《宣言》的需求的日益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它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1792年以来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作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1863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失败的时候，却被拋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
1892年2月10日于伦敦

致意大利读者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了184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碰上米兰和柏林发生革命，这是两个民族的武装起义，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各国中心；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分裂和内部纷争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1848年3月18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1848-1871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么，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在其它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当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那些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

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四十五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曾经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弗·恩格斯
1893年2月1日于伦敦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它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拋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兼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它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象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其它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的时候起，你们说，个性就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 也被扩及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名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的关系。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